孔子之学

（6月1日飞去合肥公干，我在上海虹桥机场买了一本傅佩荣教授的新书《国学的天空》，其中第一篇文章《孔子之学》对孔子的学说作了概括性的介绍，我读了觉得不错，特此转载）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时为春秋时代末期，周史衰亡，礼乐崩坏，文化传统濒于断绝。孔子的祖先为宋国人（殷朝后代），后迁于鲁国定居。他生于鲁国鄹邑（今山东曲阜市附近的尼山），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他由母亲颜征在抚养长大，接受一般乡村孩子的教育，至十五岁告一段落，再自己立志学习，终于以博学知礼而闻名。

　　孔子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二十岁时娶丌官氏（宋国人）为妻，翌年生子孔鲤。孔子做过的职业包括委吏（管理仓库）、乘田（管理牧场）与助丧（承办丧事）等。三十岁前后就有学生求教并追随他，形成一个独特的师生团体，以讲学修德与治国利民为其目标。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学问与见识渐成系统，四十岁已可“不惑”，五十岁达到“知天命”，明白自己的天赋使命乃承启文化道统。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孔子在鲁国从政，先后当过中都宰（县长）、小司空（工程部门副长官）、司寇（司法部门长官）等职，位列大夫，政绩卓越。但由于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且不满鲁定公沉溺美色等，终于去职离乡，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去，便是十四年，遍历卫、曹、宋、郑、陈、蔡各国，推行教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两度面临生命危险。六十八岁时，鲁国新的执政者正式召请他回国。七十岁，独子孔鲤去世。七十一岁，他最喜爱的弟子颜渊去世。七十二岁，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去世。七十三岁，孔子辞世。

　　综观孔子这一生，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以身教和言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年来最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呢？首先即是“真诚”。人若真诚，将能体察内心有一股自我要求的力量，期待自己去行善。所谓“行善”，是指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亦即包含古代所说的五伦以及今日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由真诚引发的社会关怀，将会随着个人角色的变动而由近及远，其最高目标则是孔子亲口叙述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正好反映了人类生命的最高价值。只要肯定自己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自然可以心安理得。

　　其次，孔子重视知识和教育，给予理性思维极高的评价。他立志之后就非常好学，而且坚持了一辈子。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有十家人的地方，必定有忠信如我的人，但却不像我这么好学。事实上，他凭什么断定呢？就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只要耳聪目明，能够开放心灵，那么整个宇宙、人类都可以当他的老师。到了最后，这样的人往往是最杰出的，因为他得到了众善之所长，就像所有的河流汇集到江海一样。这就是孔子立志向学的情形。

　　孔子的学问有三个特点：

　　一、学习传统。传统包括“诗、书、易、礼、乐”五经。诗指文学，书指历史，易指哲学，礼是社会规范，乐则是艺术修养。此外，还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礼仪，乐是音乐，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而书、数则是书写、计算等技能。当时的人只要具备这六项条件，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孔子不仅学习传统的智慧结晶，也习得传统的技能，到他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展现为一个人才的典范了。

　　二、学思并重。孔子知道光靠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思考，否则一味接受外来的资料与信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予以统合，难免导致混乱。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光学习而不思考，到最后毫无心得，白学了；反过来，如果只就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思考而不念书学习，就会陷于迷惑；别的不讲，光是善恶报应，你就搞不清楚。

　　三、学行并重。孔子的学并非一种理论而已，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实践。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好学”首先要降低物质享受的欲望，其次要在言行上磨炼自己，然后再虚心向良师请益，使自己走上正途。此外，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把该做的事认真做好，行有余力，再去努力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有一次鲁哀公问他，你这么多学生里面，谁最“好学”？孔子说只有一个学生颜渊好学，很可惜已经过世了。为什么只有颜渊好学？因为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乃是道德实践的表现，也说明了好学和具体的行动有关。

　　孔子立志于学，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此他在“学不厌”之后，还有“诲不倦”，由学而教，为人师表，开启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他有教无类，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些人各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面有所成就，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中坚力量，并且汇聚为儒家学派，影响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至今日。

《论语》中的仁道（三）

（按：本文原于2007年7月30日发表在Life Study Blog，现转载于此）

《论语·学而》原文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译文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重长者，做事谨慎，说话信实，普遍关怀别人，亲近有仁德的人。认真实践以上所列的德行之余，还要学习文化修养。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释
谨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实也。
　　解释谨与信。谨，就是行事根据常规、常道，稳重可靠，不会摇摆不定；信，就是言语根据实情、事实，而且言出必行，行则有果。

　　以上是朱熹的解释，一般解释谨为严谨、谨慎，但也有解释为寡言少语，如杨伯峻《论语译注》、王力《古汉语字典》等。如果行事谨慎，言语自然也会寡言少语，两者可相通。

泛，广也。众，谓众人。亲，近也。仁，谓仁者。
　　解释泛爱众与亲仁。泛爱众，就是广泛地爱众人。亲仁，就是亲近有仁德的人。

　　孔子虽说泛爱众，但他主张的爱是有亲疏之分，就是孟子所谓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是一种由亲至疏的差等之爱，与墨子所主张的那种“爱无差等”的兼爱是有区别的。

余力，犹言暇日。以，用也。文，谓诗书六艺之文。
　　暇：闲暇、空暇。诗：诗经。书：尚书。六艺：礼（礼仪，泛指典章制度）、乐（音乐，泛指艺术修养）、射（射箭，泛指武术修为）、御（驾御马车，泛指操纵交通工具之术）、书（书法，泛指文学修养）、数（数学，泛指数理科学）。

　　解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在实践孝、悌、谨、信、爱众、亲仁之余还有闲暇之日，就要利用时间学习与实践诗书六艺等文化修养工夫。

　　这里再次体现朱熹对修养工夫的重视，他是主张先在修行这方面下工夫，然后在还有闲暇之余学习文化修养。

程子曰：“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
　　程子：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宋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人。与兄程颢为世人合称二程，程颐为小程，北宋五子之一，程朱学派的开创者。著有《伊川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均收入《二程全书》。

　　引用程子的话，解释身为年轻人有实践孝、悌、谨、信、爱众、亲仁等职责，努力尽职后还有余力就要学习文化，不做好自己的职责而先学文化，那不是为成长自己而学习的。

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
　　尹氏：尹焞（1061-1132年），字彦明，一字德充，宋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少师事程颐，北宋靖康初召至京师，不欲留，赐号和靖处士。南宋绍兴期间，召为崇政殿说书，历任秘书少监、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兼侍讲。著有《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等。

　　引用尹氏的话，解释道德品行是本，文献技艺是末。穷究德行文艺的本末关系，知晓进行德行文艺的先后次序，可以真正进入道德世界了。

洪氏曰：“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
　　洪氏：洪兴祖（1090-1155年），字庆善，宋丹阳（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人。北宋政和期间出仕，南渡后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提点江东刑狱等职，后出知真州、饶州，因触犯秦桧而编管昭州卒。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楚辞补注》、《楚辞考异》等。

　　引用洪氏的话，指出没有余力实践德行却去学文化，则所学的会淹灭人的本性；实践德行后有余力却不学文化，则人的本性会占上风而使人粗野不羁。

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

　　愚：朱熹自称。

　　朱熹针对洪氏所说的下半句提出自己的看法。朱熹认为努力实践德行而不学习文化，则没有资源用来考察圣贤之所以能成圣贤的法则，认识事物道理之所以成理的应当如此，因而所实践的德行或许只是出于自己私下思考所得的意思，这就不单只是洪氏所谓的迷失于粗野而已。

程树德《论语集释》注释
雷次宗云：“学生事师虽无服，有父兄之恩，故称弟子也。”云“与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者，幼与老对，此幼即弟子之类。孝弟，事父兄之名，是人行之本，故云“言孝弟于父兄”。是弟子为学者之称，又幼者之通称也。

　　雷次宗（386-448年），字仲伦，南北朝刘宋豫章南昌（今江西省南昌市）人。师从佛学大师慧远，东林十八贤之一，为一兼通儒佛的学者。撰《豫章记》一书，记载当时豫章郡风俗民情。

　　解释弟子有两个意思：一是学生，因为老师对学生有父兄的恩情，所以自称弟子；二是年幼者，是相对于年长者而言。

子罕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而此乃以事父兄分属出入者。孝经云：“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一则就百行之本言之，故云入。一则就推暨者言之，故云出也。

　　解释入与出。孝为百行之本，可转移为对君主的忠心，这是内在的本，所以称之为入；悌是对兄长的敬重、和顺，可推出到其他长者，这是外在的用，所以称之为出。

总结

　　这章句中的“仁”有以下的意思：

1. “仁”是有仁德、有修养、有内涵、有品格、有性情的人。
2. “仁”是年轻人得到性情开发后要学习成长的对象。
3. 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学文都是“仁”的表现。

《论语》中的仁道（二）

（按：本文原于2007年6月19日发表在Life Study Blog，现转载于此）

《论语·学而》原文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虚颜假色，这种人是很少有真心诚意的！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释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巧、令：皆作动词用。饰：装饰，装扮。欲：欲望。肆：放肆，放纵。

　　解释巧言令色，就是从表面上看言语美好，面色和善，但其实是外表的装饰，用意是在于取悦他人，让人对自己有好印象，则人的欲望就不受控制，而把人本来内心的仁德掩盖了。

　　这里要留意的是巧言令色是人的外在表现。朱熹的注释是针对那些表面好言善色而内心毫无仁德的人而言，一个真正内心真诚的人是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美好的言语与和善的面色的。

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
　　圣人：指孔子。辞：词语，用语。迫切：逼迫，指把话说尽，不留余地，给予极大压力。专：特别。绝无：绝对没有，此处指仁而言。学者：学习论语的人，广义而言，指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有要求的人。深：深刻。戒：警戒。

　　朱熹认为孔子说话不会咄咄逼人，把话说尽，而是非常体谅人，保留空间于人，所以只说巧言令色的人是很少内心有仁德的，但其实孔子的原意是说巧言令色的人是绝对不会内心有仁德的，所以朱熹特别提醒学习此章句的人要深深以巧言令色为警戒。朱熹此处所谓的“仁”，是指人的修养的表现。

　　要留意朱熹是非常重视修养工夫的，在这里他是把道德警戒心的要求提到最高的标准，我们不要把他所说的“绝无”理解成一个事实判断，倒不如看成是一个应然判断，就是说学习生命成长的人，应该自然的对巧言令色保持高度的警戒心，才不会在实践仁德的修养道路上出差错。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
　　程子：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宋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人。与兄程颢为世人合称二程，程颐为小程，北宋五子之一，程朱学派的开创者。著有《伊川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均收入《二程全书》。

　　引用程子的话点出一个人如果知道巧言令色不是仁，那其实他心中是知道什么是仁的，这一点向善之心就已经是“仁”了。程子此处所谓的“仁”，是指人生命中最深的本性。

总结
　　这章句中的“仁”有以下的意思：

1. 相对于《论语·学而》1.2有子从正面说“仁”而言，这章句是从反面说“仁”。
2. 虚伪的巧言令色不是“仁”。
3. 为人而做的巧言令色不是“仁”。
4. “仁”是人的生命中最深的本性。
5. “仁”是人的修养的表现。


治乐的分享（2007年6月21日）
　　读到这里有些感想，觉得孔子还是能接受巧言令色的，只要它是真诚地发自于人们的内心。但程子朱子则好像完全不接受巧言令色也能有仁的说法，给人一种儒者应该时时刻刻板着脸说圣贤之道的印象。后世对儒学、孔子的一些错误印象会不会和程子与朱子对论语的注释有关呢？


春辉的回应（2007年6月23日）
　　我想孔子与程朱二子的不同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系。

　　孔子处于一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他要重建周文，首先必须反思周文所提倡的礼乐文化的根据在哪里，从而得出礼乐之本在“仁”的结论，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乐之本一定，孔子接着要拨乱反正。对社会的承担，他周游列国，以期得一明君，让他落实理想的为政之道；对学生的教育，他因材施教，通过不同的具体指引，让学生得以成长，实行仁道。可以说孔子是即坚定又灵活的，他的坚定在于牢牢掌握“仁”这个根本，而他的灵活则呈现在他面对事物时的随机应变。所以孔子会更重视内心的“仁”，而对表面的“巧言令色”不会一概反对。

　　程朱二子处于一个佛道盛行的北宋南宋时代，他们要守护儒学道统，致力于建立儒学的理论根据，以抵御佛道（尤其是佛学）繁杂经典所展现的丰富理论内容，从而开展出宋明理学。程朱二子致力于理论建设，尤其是朱熹更是用了大量心血反复修改《四书章句集注》，很精细的斟酌每一字句，以确保能很精确的表达他的理论思想。如此精细的工夫，难免过于扎实，缺乏转圜的空间，失去灵活性。文尚如此，可见其人。所以程朱二子会很重视人的修养工夫，必须是规规矩矩，一丝不苟的。

　　至于后世对儒学、孔子的一些错误印象会不会和程朱二子对论语的注释有关呢？这倒可以作为一个研究课题。


春辉的补充（2007年7月3日）
　　昨晚出席准研究生研读会，才发现自己误读程子的话。程子的说法不是通过反面知道巧言令色不是仁来理解什么是仁，这是犯了用逻辑思维来解读生命成长的学问的错误。程子话中所说的仁是有层次的，从知道巧言令色不是仁这个层次，而看到更深一层的人内心之向善就是仁，前者的仁是人的修养的表现，而后者的仁是人生命中最深的本性。

　　参考程树德《论语集释》，可以看到朱熹之前有一些注疏都提出巧言令色的人是很难或很少有仁德的，以朱熹治学之严谨来说，他不会不知道前人的注解的。朱熹引程子的话，也表示他清楚仁的不同层次。但朱熹选择说巧言令色的人是绝对不会有仁德的，是因为他很强调人的修养工夫需要有严格的要求，这是从仁的实践之路的艰难而言的。

《论语》中的仁道（一）

（按：本文原于2007年6月6日发表在Life Study Blog，现转载于此）

《论语·学而》原文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译文
有子说：做人孝顺父母，敬重兄长，而喜欢冒犯上司的，那是很少有的；不喜欢冒犯上司，而喜欢造反作乱的，那是更不会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上，根本建立起来，人生的大道就由此而生起。孝顺父母，敬重兄长，就是实践仁德的起点啊！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释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介绍有子，孔子的学生，姓有名若，字子有，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小孔子33岁。

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
　　善：善于。事：侍奉，服事。长：同辈中的年长者。弟：悌。

　　解释孝与悌。关键字是“事”，指孝与悌不是抽象的理论或概念，而是进一步把内在的德性通过恰当的行为呈现出来。用“事”字而不用“行”字是在于“事”有对向性、目的性、具体性、细腻性，是把心思放在对方身上，而“行”只是去做、去动，是把心思放在自己的行为、行动上。

　　所以孝就是善于用心侍奉父母，关注他们的生活细节与内心感情，通过相应的行为与行动对待他们。同样的，悌就是善于用心服事兄长，尊敬他们，乐意为他们服务。

犯上，谓干犯在上之人。

　　干：干涉，干扰。犯：冒犯。在上：身份比自己高的。

　　解释犯上，就是干涉与冒犯身份比自己高的人。

作乱，则为悖逆争斗之事矣。

　　悖：违背。逆：逆反。争：争执。斗：打斗。

　　解释作乱，就是做一些违背、逆反、争执、打斗的事。

此言人能孝弟，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
　　和：温和，和谐，不对立。顺：通顺，不冲突。好：屡屡。

　　首先要留意“和”与“顺”的不同，“和”是自己内心和谐，纯属个人的修养；而“顺”则要与人通顺，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其次要留意“少好犯上”，而不是“不好犯上”，也就是说和顺之人很少犯上，但在必要时也会犯上的。比如，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皆因夏桀、商纣是暴君，所以商汤、周武才会犯上征伐。

　　最后，“少好犯上”的人就肯定“不好作乱”了。

务，专力也。本，犹根也。
　　专：专心；力：致力；犹：如，好像；根：根本，根据。

　　解释君子务本，就是君子专心一致地把力量用在根本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立而道生”（道：道路，引申为方向、目标、理想），就是先看到最重要的地方（本立为先），然后在这最重要的地方下工夫，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而后道生）。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爱之理：能爱人的道理、根据、义理、本源；心之德：心的德性、本质、性质。

　　解释仁与爱、仁与心的关系。仁表现出来的，就是爱，就是无私的付出，就是孝悌。但这并不表示仁等于爱，有时仁会表现出“不爱”。比如，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有时会变成姑息，虽爱但不仁。所以要留意仁与爱的关系，是仁为本，爱为道，如此爱才会恰到好处，才有分寸。仁与心的关系，则是仁为心的性质，这性质可称之为德性。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朱熹说“仁为本，爱（孝弟）为道”，但原文却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似乎是说“孝弟为本，仁为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以下朱熹进一步厘清这个“矛盾”。

为仁，犹曰行仁。
　　解释“为仁”应连读，意思是实践“仁”。如此解释，朱熹其实是说“孝弟为本，为仁为道”，与“仁为本，爱（孝弟）为道”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仁”是人最核心的本质，而“为仁”是人通过实践把“仁”展现出来，两者是在不同层次而言的。

　　两者串联起来，就是“仁是孝悌之本”，而“孝悌是为仁之本”。

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
　　解释“与”是语助词，带有“不确定”的意思，朱熹认为是有子谦虚，不以肯定的语气说出道理。

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
　　解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当根本建立起来，则其道路自然生起。

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
　　教人应该专心用力在孝悌这个根本，则实践“仁”的道路就从这根本生起。

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
　　程子：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宋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人。与兄程颢为世人合称二程，程颐为小程，北宋五子之一，程朱学派的开创者。著有《伊川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均收入《二程全书》。

　　引用程子的话进一步解释孝悌是一种顺从、顺服的德性，所以不会常常冒犯在上位的人，更何况是做出逆反道理、扰乱常规的事。

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
　　解释德性有一根本，当根本建立起来，则其道路就能扩充壮大了。

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
　　解释孝悌是首先实行于父母兄长这层家庭关系上，然后我们进一步把这内心的仁爱推广到与其他人的关系，甚至是与万事万物的关系，这就是孟子所谓的“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

故为仁以孝弟为本。
　　所以实践“仁”是从孝悌开始的。要留意这句话是从生命成长的实践论而言，在这里“本”是起点的意思。

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
　　从本性来说，则“仁”是孝悌的内在根据。要留意这句话是从哲学分析的本体论而言，在这里“本”是本质的意思。

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孝悌是实践“仁”的起点，那么是否可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孝与悌来达到仁呢？

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
　　不是的。当我们说实践“仁”从孝悌开始，那是说孝悌是“仁”的其中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可以说孝悌是实践“仁”的起点，但不可以说孝悌是“仁”的本质。

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
　　盖：因为。性：本性。用：作用。曷尝：何尝。

　　分析“仁”是在本性的层次，而“孝弟”是在作用的层次。程子引用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四端心（《孟子·公孙丑上》）是人的本性，而孝悌是基于人的本性而对父母兄长发挥出来的行为表现，也就是说“孝弟”是“仁”的作用。

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然：然而。

　　然而，“仁”主要是表现于“爱”，而“爱”最大的表现是在爱亲人。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弟为仁之本”。

总结
　　以这章句的内容而言，“仁”有以下的意思：

1. 从生命成长而言，“仁”是生命成长的起点、方向、目的、理想。
2. 从哲学分析而言，“仁”是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根据。
3. 从实际表现而言，“仁”的主要表现是“爱”。


贻德的分享（2007年6月7日）

　　朱注的“仁”为“爱之理，心之德”，与文中的“为仁”有所不同。仁为爱之理与心之德，所指的仁是一个最基本的“质”，是人最核心的，之所以为人的主要质。但要展现“仁”（即“为仁”），其基础应该是我们对最亲的人最直接真情的表现——也就是孝悌。所以论语原文是——“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与”。这中间没冲突。

　　参照傅佩荣——“孝悌是人类真情的第一部与最直接表现，因而是行仁的出发点……”，不过傅不把“本”与“出发点”当作是对等的。


春辉的回应（2007年6月11日）
　　不错，朱注解释“为仁”即“行仁”，也就是你所说的展现“仁”，所以朱熹是说“孝弟为本，为仁为道”，与之前的“仁为本，爱（孝弟）为道”是没有矛盾的。如你所说，“仁”是人最核心的本质，而“为仁”是人通过实践把“仁”展现出来，两者是在不同层次的。

　　钱穆《论语新解》并不采取把“为仁”训为“行仁”的说法，而是指出“仁”有不同层次，“有指心言，有指道言，有指德言”。钱把这句话解释为“孝悌是仁道的根本”，这仁道就是人群相处之道。

　　傅佩荣《论语》也不采取“为仁”即“行仁”的说法，而是采取“仁”与“人”相通，“为仁”即“为人”的说法。李泽厚《论语今读》也是采取“仁”与“人”相通的说法，而且还采取此说法继承原文首句“其为人也孝弟”。南怀瑾《论语别裁》干脆直接引原文为“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傅、李、南皆把这句话解释为“孝悌是人的根本”。

　　杨伯峻《论语译注》认为“仁”与“人”相通的说法，不能和“本立而道生”相呼应。杨把这句话解释为“孝悌是仁的基础”，把仁当成最高道德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