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的要诀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发表了这篇《修身的要诀》，分析《大学》八条目之第五条“修身”，特此转载）

　　在《大学》的「八条目」中，「修身」位居第五，前面四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很明显都是个人学习有得及内在修为的部分。到了修身，其意为「修养言行」，就必须表现于外在，不仅与人相接，还会产生正面反面各种评价与效应。所以接着出现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大学》第三章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即：天下所有的人同样都是以修养言行做为人生的根本。根本若是出了问题，则不仅无法达成人生目标，也不可能善度个人的一生，只会留下或大或小的困难、遗憾与灾难。那么，修身的要诀何在？

　　《大学》在「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这一章，提醒我们避开个人情感可能造成的偏颇心态。人们对于自己「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的人，在言行上就会表现偏颇。这似乎是普遍的现象，我们在面对自己「亲近爱慕的人、鄙视讨厌的人、畏惧尊敬的人、同情怜悯的人、轻忽怠慢的人」之时，能够保持平等心而一视同仁吗？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而厌恶坏人。一般人的作为是：喜爱亲友而厌恶仇敌，很难客观考虑一人本身在某种言行上的好或坏。世间谁是孔子口中的仁者？少之又少。

　　《大学》在此章接着说：「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亦即，天下很少人可以做到：喜爱一个人同时知道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同时知道他的优点。光是这句话就足以做为我们修身的标竿了。

　　怎么具体修练呢？一方面，要「约」，如孔子所说的「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只要能够自我约束，就很少会犯错了。这个「约」字主要针对个人的欲望，正如孔子提示颜渊的具体做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是一个社会的共同规范，也是我们在「格物、致知」阶段所学会的。而「诚意、正心」的阶段表现在何处呢？以孔子为例，在于他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子不语」（《论语•述而》），以及他的忧虑（《论语•述而》）。换言之，孔子的「约」做得相当澈底。能够这么做，就不会受到个人的情绪与欲望所左右了。

　　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做到「无私」。保持无私的心态，才符合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等。颜渊的志向是「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既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也不推给别人劳苦的事情；如此一来一往的结果即是无私，也可称得上「君子」之名了。

　　做到无私这一步，才有可能继续朝着孔子的志向前进，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要以个人的力量造福天下人，这不是止于至善吗？因此，由修身进而谈「齐家」以及后续的成果就顺理成章了。

　　《大学》在此章最后引述一句谚语：「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可谓画龙点睛，由「修身」推及「齐家」了。

「正心」是怎么回事？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发表了这篇《「正心」是怎么回事？》，分析《大学》八条目之第四条“正心”，特此转载）

　　在《大学》的八条目中，「正心」是接着「诚意」而来的功夫。「诚意」是诚实面对自己的意念，其前提为「格物、致知」，就是先知道何谓善恶，然后在自己的意念出现时，对照善恶规范来作自我要求。「诚意」功夫所要求的是慎独、自谦（让自己满意）与毋自欺。 　　那么，「正心」的作用何在？人有意念之后，会形成某种「想法」，想法有正与不正之别，所以接着要正心，由此再联系到人的具体言行。因此，心（想法）是由内到外的枢纽。一般而言，意念是短暂的、流动的、变化的、被动的，而想法是完整的、固定的、主动的，具有明确意含，准备展示为「言行」的。

　　心即指这样的想法，因此才有正与不正的问题。譬如，在《论语•雍也》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颜回的「想法」可以长期（三月）不背离「行仁」的要求。这表示他的正心功夫作得不错，别的学生则处于依违之间，仍有待努力。孔子在《论语•为政》描写自己的生平进境时，最后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句话表示他在七十岁之前，如果「从心所欲」就有「可能」违背规范。何谓从心所欲？就是任由自己的想法带领自己的言行表现。这种作法有可能「踰矩」，因此「正心」即是要端正或导正自己的想法。

　　《大学》有关「正心」的说法是：「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朱熹依程颐之说，认为「身有所忿懥」的「身」字，应该改为「心」字。如果这么改，则成为「心有所忿懥，则（心）不得其正」，这不是「同语重复」吗？并且若以「心」为想法，则人的想法又何止这四种不正的状态？那么，如果维持原文所说的「身」，又是何意？

　　依我浅见，「修身」是指「修养言行」。「身心」一词并用时，心指内在的想法，身指外在的言行。有想法才会展示为言行，否则只是胡思乱想或胡言乱行。如果未能「正心」，如何可能「修身」？譬如，孔子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知道自己对某人有怨，这属于「诚意」阶段的功夫；有怨而未能诚意，只想到现在的利害（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或为了得到某种利益），并且想要继续与他为友，这是「正心」阶段应作的功夫。但显然没有做到。最后表现于「言行」的是「匿怨而友其人」。孔子所不耻的这种行为就出现了。

　　「身」为「言行」，因此说「身」表现出「愤怒、恐惧、喜爱、忧患」的言行，不是很合理吗？这些言行不是「由心（内）到身（外）」的具体表现吗？《大学》接着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句话才是真正扣紧「心」来说的。「视、听、食」都是「身」的活动，其枢纽在于「心」。如果「心不在焉」，不知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言行失去内心的基础，只是茫茫然在活动，又如何可能「修身」？孟子引述孔子所说的：「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向），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像这样的心，既不能收敛于当下的言行，又不能正之，若是「从心所欲」，则后果岂堪设想？后儒动辄把「心」或「良知」说成「本善」，实非孔孟本意。

「止于至善」的合理诠释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有三篇文章，分别对《大学》三纲领作诠释，本篇为第三纲领《「止于至善」的合理诠释》，特此转载）


　　《大学》宣称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显然是最高及最后的目标，但它是什么意思呢？孔颖达说：其意为“止处于至善之行”，但什么是至善之行？

　　“至善”一词看来十分抽象，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这也说得抽象。他毕竟有自己的一套哲学系统，所以接着说：“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意即：要“存天理，去人欲”达到完美的程度。如果扣紧《大学》文本来看，则朱熹的说法实嫌牵强。

　　如果三纲领的前两步是明明德与亲民，并且这两步是实有所指的话，那么止于至善就不应只具形式意义，而应该还有其实质内涵。我们在前文谈过，明明德是要求统治者自己行善，亲民是统治者的行善对百姓产生正面的成效，如此，止于至善自然是天下太平，所有百姓都幸福无比了。

　　这种观点能否成立？以孔子的话来说，他在《论语》两度提及“尧舜其犹病诸！”意即：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啊！做到什么事呢？一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妥善”照顾天下百姓，让他们得到幸福。

　　《中庸》三十章说：“仲尼祖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则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语。可见孔子与孟子都以尧舜为圣王典型，那么，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的事，不正是“止于至善”的最好写照吗？探讨儒家思想对于这一点实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

　　所谓“修己以安百姓”，正是统治者行善的结果。“善”是一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统治者所面对的别人是天下所有百姓；而统治者的行善，正是以安顿百姓为其目标。根据这种对善的理解，“止于至善”一词就不再抽象而有了实质意义。稍后，《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五句话所说的都是：当你具备某一角色时，就须做出适当行为，以响应你所针对的相关角色，如此才可称为“善”。这些是“大学”所教导的具体内容，这种有关善的知识，也正是“格物致知”所要认真探讨的。如此一来，三纲领与八条目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大学之道也得以确立及彰显。

　　以上有关“止于至善”的诠释还有一个最好的证据，就是孔子本人的志向。孔子在学生请教他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意即：孔子希望以一己之力，使老年人都得到赡养，使做朋友的都互相信赖，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顾。这三句话中的“老者、朋友、少者”是普遍指涉天下百姓。请问孔子为何设定这么宏伟而艰巨的志向？理由很清楚，因为人性向善，所以为了实现自己的人性，每一个人都应该致力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也正是以“止于至善”为最高目标啊！

「亲民」的合理诠释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有三篇文章，分别对《大学》三纲领作诠释，本篇为第二纲领《「亲民」的合理诠释》，特此转载）


　　《大学》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有关“亲民”，最早的解说很简单，就是孔颖达所谓的“亲爱于民”，统治者就近照顾百姓。

　　但是，朱熹为《大学》作注时，特地引述程颐的话：“亲，当作新。”接着又说：“新者，除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如果统治者“自明”其明德，要如何“推以及人”？如果这种作为可以“推”到百姓身上，就表示百姓不是“自明”其明德，而是“被动地”明其明德了。

　　然后，把“亲民”改为“新民”，表示百姓原本都有“旧染之污”，需要统治者来更新或革新之。程朱二人的根据是《大学》所引述的三句古语：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指这种更新要日日为之，“不可略有间断”。二，康诰曰：“作新民。”要振起商朝子民，作周朝的自新之民。三，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朝祖先由后稷开始，超过千年，到文王受命而建立新国。由此看来，改“亲”为“新”，并非毫无理由。

　　相对于此，王阳明依然肯定“亲民”为是。他是著名的“一体论者”，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以“体用”一词描写“明明德，亲民”，尚有可取之处，但是动辄宣称“天地万物一体”，则显然不是《大学》那个写作年代的儒家学者所能认同。

　　回到《大学》文本。前述三句引述古语中的“新”字如果可以做为“新民”的根据，我们还是要问：这个“新民”难道不也是“亲民”的成效吗？朱熹的困难在于：我明我的明德，然后我去革新我的百姓，这两者之间不是正好需要“亲民”吗？

　　当我“亲民”而亲近照顾百姓时，百姓由于我的善行所影响，也会受到教化而革新自己走上善途。亲民可以造成新民的效果，而新民却未必保证统治者的亲民？由此看来，说“亲民”不是更合适吗？

　　以孟子津津乐道的舜为例。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这是描述舜的行善方法及其成效。吸取众人的优点来自己行善，就是偕同别人一起行善。这正是“亲民”的最高境界。当统治者行善时，他用心照顾百姓，而方法是亲近百姓，让百姓发现自己身上有优点，也有能力行善，然后大家一起走上善途。这种作为的成效不正是“新民”吗？

　　儒家心目中的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因此只要我行善，则相关的“别人”受到正面的启发，也会设法在他的角色上行善。这种教化才是深入人心的，也才是儒家所向往的。

　　若非如此，而只是由统治者单方面要求百姓革新，恐怕天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因此明明德即是要求自己行善，亲民即是行善的成效。

「明明德」的合理诠释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有三篇文章，分别对《大学》三纲领作诠释，本篇为第一纲领《「明明德」的合理诠释》，特此转载）

　　《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理解这句看来简单的话，一直是学者们的难题。

　　东汉郑玄说：“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唐朝孔颖达说得较为和缓：“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以上是最早的诠释，只能算是字面解说，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如：每个人都有所谓的“明德”吗？如果有，为何未能彰显？朱熹是哲学家，意识到这一类问题，他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朱熹的诠释显然基于他的哲学体系，使用了一些宋朝学者习见的概念，如“气禀、人欲、本体”等。但是我们可以质疑：《大学》的作者原本就有这些复杂的概念吗？“明明德”难道局限于“复其初”，好像那只是个人内在的修养功夫似的？

　　《大学》成书不会晚于汉初，其内容如果真的是要教导统治阶级的子弟如何从政，那么在考虑其中语词的意义时，我们应该参考的不是一千多年之后的宋朝学者观点，而是古代经典，如《尚书》等。

　　“明明德”一语，由“明”与“明德”二词组成。“明德”一词在《尚书》经常见到。《大学》文本中就引用了“康诰曰：克明德”与“帝典曰：克明峻德”二语。回到《尚书》的注疏，我们看到“克明德”一语，孔颖达说：“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明德是指君王的正确作为，亦即善行。至于“克明峻德”，则是描写尧“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孙之亲）。”依此看来，《大学》有意在此断章取义以“峻”为“大”，所指为君王的伟大的善行。

　　另外，在《尚书．梓材》也两次提及「明德」，而加于此词之上的动词是“用”。“用明德”即是要对百姓使用善行，以此效法先王。回到《大学》文本，“明明德”一语中，第一个“明”字可以指“彰显”，也可以指“明白”。既然上“大学”受教育，就须“明白行善的道理”，进而“彰显自己的善行”。“明白”与“彰显”，犹如认知与行动，在“行善”方面是不可分的整体，有如“知行配合”的道德实践。

　　只有这样诠释“明明德”，才可以同“八条目”中的前面五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相互呼应。只有这样理解，使明明德与“行善”连系起来，接着才可能产生“亲民”的成效。当然，贯穿三纲领的是“善”概念，不然最后要凭什么说“止于至善”？

　　《尚书．君陈》说：“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统治者要让神明满意，与其奉献黍稷，不如展示明德。明德所指即为照顾百姓的善行。因此，在教育新一代的统治阶级时，以“明德”期许他们，希望他们以“明明德”为第一步挑战，不是很合理吗？

　　朱熹把“明德”说成“复其初”的“初”，虽然颇有新意，但是忽略了《尚书》中屡见不鲜的“明德”用法，因而也误读了《大学》。

《大学》的体系

（在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大学》的体系》，顾名思义是对《大学》的体系作一介绍，特此转载）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朱熹抽出此文，为它作了章句注解，列为“四书”之一。四书后来成为元朝以后科举考试的主要材料，也是大众必读的经典。 　　《大学》原文只有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依朱熹的统计）。这么短的文章应该有一个简单的体系，那么贯穿这个体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表面看来，大学有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也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是要教导贵族子弟从政所需的知识及修养。原文中还有一句关键语，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读《大学》的体系，必须兼顾上述三个要素：三纲领、八条目与修身。 　　在朱熹眼中，三纲领可以分开来谈。首先，“明明德”是自己要努力去除人欲所蔽，以“复其初”。其次，他依程颐之见，把“亲民”改为“新民”，要革除百姓的“旧染之污”。然后，再设法止于至善，而他对至善只作了抽象的解释，亦即“事理当然之极”。问题在于，朱熹接着说：“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如此一来，明明德与新民可以分为两件事，而至善又过于抽象，《大学》的体系因而也变得模糊不清了。 　　明朝学者王阳明在年代上比朱熹晚了三百多年，他年轻时遍读朱熹的书，甚至依其指示而格物，每天格竹子看看里面是怎么回事，到生病了才作罢。他无法认同朱熹有关三纲领的说法，因此特地强调其一贯性与一体性，他在《大学问》中说：“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然而，王阳明所谓的“至善”是什么？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大学古本序》）如此一来，人只要“复其本体”即可，而明明德与亲民皆不是非做不可的事。这又怎么会是《大学》原意？ 　　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大学》的体系？先考虑两点：一，明明德是出发点，亲民是其成效，止于至善是最后目的。二，先定义何谓“善”，然后这三纲领的内容就明白展现出来了。我们在此作个综合叙述。 　　“明明德”是自己努力行善；“亲民”是行善的成效感化了百姓；“止于至善”则是这种成效既普遍又持久，达到“平天下”的结果。如果配合八条目来说，则“明明德”包括了前五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亲民”包括了“修身、齐家、治国”；“止于至善”则是“平天下”。由于“修身”为前三纲领所兼具，所以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理解此一体系的关键是“善”概念。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因此，当我“明明德”时，即是做到了善的行为，而所谓“善行”的前提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再体现于“修身”（修养言行）中。这种善行必然对“别人”产生教化作用，而做为领导阶层的“别人”即是百姓，这不是“亲民”的成效吗？在领导者是亲近爱护百姓，在百姓则是跟着革新向善。由此大家一起朝着“止于至善”的目标前进，追求平天下的理想。

「致知」是什么？

（在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发表了这篇《「致知」是什么？》，继续分析《大学》八条目之第二条“致知”，保持一贯的严谨风格，说理立论使人信服，特此转载） 　　在《大学》的八个条目中，首先是「格物」，接着是「致知」，后面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然「大学」是古代贵族子弟的高等教育，教育的目的当然是要求学生「有所认知」，然后再「付诸实践」，由此达成修习的效果。因此，「致知」这一步就成为关键所在了。 　　细究《大学》原文，会发现其中的推理次序很有趣，就是不能离开一个「欲」字。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欲与不欲，显然表示一个人自己要作主选择。你若选择某项目标，就要先做到某一要求。但是这段推理到了「致知」就改变了。它不说「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它说的是「致知在格物」。换言之，「致知」不是你可以欲或不欲的，而是你上大学之后「必须」作的选择。不然何必上大学？ 　　所谓「致知在格物」，意思是：你要得到这种「知」，就须分辨你与外物（指相关的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原文接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前面说「致知」，后面说「知至」。如果对照八目的用语，也只有这里的「致」与「至」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应该有其理由。 　　我们回到上一段所指出的。原文不说：「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它直接说「致知在格物」。为何不说「先格其物」？因为所谓「物」，并非某一个人所特有的「人与事」的处境，而是普遍的、共同的处境。譬如，「物」可以指涉「五伦」中的相关角色，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可以指涉礼仪、礼节、礼貌中的应有言行，进而可以指涉由历史事件所学会的为官之道。这些「物」不是某人所独有的，而是所有的大学生都会在未来的从政生涯中遇到的。因此，不可以说「格其物」，而只能说「格物」。在格物的过程中，可以不断「致知」，推求及获得这种「知」。 　　原文接着说：「物格而后知至」，意思是这种「知」最后会来到学生心中，让学生有所领悟。「致知」是推求的过程，「知至」则是得到明确的理解。问题在于：这种「知」是指什么？ 　　朱熹认为：这种「知」是对众物（推而包括万物）的认知。这是不着边际的观点。王阳明认为，这种「知」是良知。这是过于主观，并且无从检证其真伪的观点。郑玄认为，这种「知」是「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这种观点值得肯定。且以孔子的说法来作判断。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使用「知」字。所知者有二：一是对外物或客观知识的理解，如「知礼、知言、知人」，以及大多数由「学」（包含闻见）而得知的知识。二是对德行上「善恶」的知识。当他谈到「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这四种人时，所指涉的就是对善恶的认知。若非如此，怎能使用「生而知之」一词？不过「生而知之」的人很少，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这一句话中的「知」字不够清楚。 　　孔子虽未明确区分这两种知，但是他肯定颜渊「好学」时，说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显然是指后者由好学而知道并且实践了德行之知。《易经．系辞传》谈到「复卦」时，引述孔子说：颜氏之子（颜渊）「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这也明显是指德行之知。 　　简单说来，致知就是「明善」。「明善」一词在《孟子》与《中庸》，都是极为关键的。详情另文再谈。 　　总之，从格物到致知，可以理解如下：学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首先要「分辨与自己相关的人与事」，由此「得知行为规范的善恶有何具体内容」。到这第二步，是每一个学生应该建立的共识。知至之后的修行，则是个人自己要负责实践的，由此接上「意诚、心正」等等后续的步骤。 　　《大学》强调「修身」，又以「治国、平天下」为奋斗目标，因此显然属于儒家传统。既然是儒家，就不难从孔子的言行数据找到理解《大学》的重要线索。我们谈过，「大学」是教育机构，所教的内容应该是一套完整的知识。学生明白这一套知识之后，再设法实践以改善自己的生命。 　　既然如此，八目之中位于「格物」之后的「致知」就特别值得留意了。《论语．尧曰》的最后一章，也是全书的压轴之作，内容是：「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由这种连续三个与「知」有关的说法，可以看出孔子的观点。我们如果宣称孔子在「格物」（分辨与自己有关的人与事）之后，所「致知」的是以上这三点，我想应该不会离谱。 　　首先，「知命」是指了解自己的命运与使命。命运是一个人必须接受的遭遇，如家世背景、时代环境，以及直至当下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使命则是觉悟自己身为一个人应有的抱负与志向。后者又可称为「天命」。君子是知天命与畏天命的人。其次，「知礼」是指学习社会上既定的礼仪规范，否则无法立身处世，度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孔子也曾教诲儿子「不学礼，无以立」。当然，学习规范的同时，还须深入了解这些规范的道理。譬如，孔子在回答宰我问「三年之丧」时，就不厌其烦地指出：这种伦理规范的基础在于心理情感（安不安），而心理情感又可以推源于生理需求（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实在是「致知」的示范教学。 　　然后，有关「知言」，孔子认为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方面说得较完整的是孟子，因为孟子自认为有两项优点，就是「知言」与「善养浩然之气」。所谓知言，就是「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如此一来，自然可以「知人」了。 　　以上三知，皆为「致知」的例子，我们确实可以合理地想象：《大学》的观点不会偏离于此。 　　不仅如此，孔子还说过：「我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由此可见，孔子除了明白一般的伦理规范之外，在实际上有人向他请教如何选择时，他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而是就别人的问题，「扣其两端而竭焉」，亦即：由正反两种角度把问题的答案剖析清楚，然后请教的人就会领悟何去何从了。这不也是「致知」的具体作法吗？ 　　此外，「致知」不能凭空玄想，或者像王阳明说的，用自己早已知道善恶的良知去找到答案。关于良知，不妨另文再谈。这里只须省思孟子介绍舜的一段话就清楚了。孟子描写舜早年住在乡下，「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这时舜与淳朴无知的百姓差不多。转变的契机在于：「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意思是：等到舜「听到一句善的话，见到一件善的事，他内心立即觉悟而涌现无比的向善力量，有如江河决堤水势盛大，没有东西阻挡得住。」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舜是由对于「善言善行」有所闻见而产生「格物、致知」的神奇效果。孟子又说：舜「好问、好察迩言」，「乐取于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这都是类似「格物、致知」的作法。 　　回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经验，情况也与此类似。我们从小接受家庭教育，知道基本的行为规范，但是并未有系统地「格物」（分辨我与周遭的人、事之间的关系），也谈不上「致知」（得知这些行为规范的理由），因而很少会自动走上后续的「诚意、正心、修身」这些步骤。大学的目的是教人修身以从政服务百姓的，因此对于修身之前的四个条目特别加以介绍，这么做不是很合乎逻辑吗？

「格物」是什么？

（在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读到这篇《「格物」是什么？》，对《大学》八条目之第一条“格物”作了详细的分析，觉得很有见地，特此转载）

　　《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说。「三纲」是描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如大学的三项宗旨。至于「八目」，则是强调修养的八个条目，由近及远，依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上述八目中，排在最先的「格物」是指什么？这个问题向来争论不休，难以得到共识。最早的注解是东汉郑玄所提供的，他说：「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种解释的特色，是把「致知」放在「格物」前面。先要知道善或恶，然后善事或恶事就会跟着你的喜好而来到。也正是因为他把「致知」放在「格物」前面，使得他的注解缺乏说服力。郑玄的「格物说」无法成立，但是我们稍后谈到「致知」时，会发现他的「致知说」仍有参考的价值。

　　到了南宋朱熹，他秉承前辈学者的启发，以大手笔把《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抽出来，成为单独的二本册子，加上《论语》与《孟子》，成为「四书」。他还用心为《大学》重新编定章句，成为「经一章，传十章」，然后遵循北宋程颐的观点，认为《大学》说明「古人为学次第」，应该排在《论语》与《孟子》之前。「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事实上，朱熹所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确实把《大学》与《中庸》列在前面。

　　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八百年以来成为学者奉为圭臬的标准读本，所以他的解释也广为人知。那么，朱熹怎么说「格物」呢？他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表面看来，这是要人用功念书及了解事物的道理，但是问题在于：谁能达到朱熹所要求的标准？天下有万物，人生又过于短暂，如果到处格物，何时才能跨出这八目的第一步呢？

　　朱熹在「传五章」，特别参照程颐之意，加了一段文字，想要补《大学》原文可能有的缺漏。他好像参加作文比赛，写了一段没有人讲得清楚的话，这段话共一百三十五个字，我只引述后面结论部分。他说：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日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请问：自有人类以来，有谁能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境地？至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又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在作文比赛又是什么？别忘了，这还只是八目中的第一步，做不到这一步的要求，后面还有什么希望？明朝王阳明在努力格竹子以致生病之后，终于觉悟朱熹所言不切实际。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探讨《大学》的基本观点。他的策略是把八目中的前三项「格物、致知、诚意」合在一起说。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亦即「去恶为善」。「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明明《大学》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而王阳明一定要把「物」与「意」连在一起，然后用「致知」来贯穿，因为他所谓的「致知」是「致良知」。良知知道善与恶，于是格物要靠良知，不然无法「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诚意也要靠良知，不然要根据什么去诚呢？

　　说到最后，王阳明认为「身心意之物」其实「只是一物」，而「格致诚正修」其实「只是一事」。如此一来，《大学》原有的八目还剩下多少？本来是古人描述「大学」的理想与修行步骤的一本手册，现在变成某种秘教的天书，请问这是《大学》的原来意思吗？

　　在介绍及评论了郑玄、朱熹、王阳明三位学者的「格物」观点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两个前提必须确立。一，《大学》是谁写的？写的目的是什么？朱熹认为「曾子作大学」，钱穆先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说，《大学》不会早于孟子，很有可能是战国末期，甚至是秦汉之际的作品。写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三代以来贵族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宗旨。这些学生在十五岁（另一说为三十岁）入学，因此入学时已有基本知识。二，《大学》所列出的「八目」中，「格物」列在第一步，所以它不应该太过复杂、太过困难，或太过神秘。

　　先说「格」。郑玄以格为「来」，于是格物就是「物」（善事或恶事）来到一个人身上。这样理解，格物能有什么教育意义？朱熹以格为「至」，格物就是要穷究（努力探讨研究）事物之理。这样理解，可能永远跨不出这一步，更别奢望可以大学毕业了。王阳明以格为「正」，格物即是要在一切事上以吾之良心所知之善恶来正之。如此一来，后面何必再说「正心」？

　　事实上，格有「来、至、正」等用法，但既然使用「格」字，就表示它另有用意。

　　我对「格」字的理解，主要参考《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耻且格」一语，可以解为：百姓有羞耻心，并且「自动来归」或「自归于正」。这样可以包含前面三位学者的观点在内。不过，孔子若要谈「来归」，他会使用「则修文德以来之」，直接用「来」字；孔子若要谈「归于正」，他会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既然如此，这儿所谓的「格」应该另有用意，亦即：百姓有羞耻心，并且「可以分辨善恶」。格为「分辨、辨别」之意，从「有羞耻心」到「分辨善恶」，然后还有漫长的个人修行空间。只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大概只能收效至此。

　　其次，《孟子．离娄上》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一般都说这个「格」是「改正」之意，要改正就需要先「分辨、批评」若只注意「格为正」，则孟子书中使用「正」字几十处，为何他不说「正君心之非」？大臣若为国君「分辨、批评」其心之非，才有可能让国君自己走上正道。国君若是无法分辨善恶，大臣又能奈何？

　　因此，我认为「格为分辨（善恶）」。那么，「物」呢？凡是与我相对的，皆可能称为「物」。古人使用「物」字，向来包含「人」在内，由此亦包含了「事」因为有人才有事，并且有人也必然有事。

　　在此，「物」不是指万物，而是指「与我相对及相关的人与事」，于是，「格物」就是「要分辨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与事」。学生上大学时，早已学会基本的做人处事的规范，现在要学的是：让这些规范成为我主动愿意去实践的。为了达成这项目标，就要学会分辨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与事。人的注意力是由外而内的，先察觉周遭环境与我的关系，再反省我的「应该」作为是如何。所以，《大学》教人的第一步，是要重新辨别我的角色，认清我在社会上各种「人际相处的关系中」所应该有的言行表现。

　　这种格物，主要是以一个人在某种人际关系中「应该」如何为其目标，亦即要分辨什么是善与什么是恶。接着格物上场的是「致知」。所致的知，即是明确的善与恶。也因此我在前文会说，郑玄认为「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一语有一定的道理。

　　像本文所解释的这种「格物」加上「致知」，大约一年之内即可学会。如此可以继续往上努力。否则大学每三年考核一次，谁顺利通过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