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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1, 2013

「修身」的要诀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发表了这篇《修身的要诀》,分析《大学》八条目之第五条“修身”,特此转载)

  在《大学》的「八条目」中,「修身」位居第五,前面四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很明显都是个人学习有得及内在修为的部分。到了修身,其意为「修养言行」,就必须表现于外在,不仅与人相接,还会产生正面反面各种评价与效应。所以接着出现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大学》第三章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即:天下所有的人同样都是以修养言行做为人生的根本。根本若是出了问题,则不仅无法达成人生目标,也不可能善度个人的一生,只会留下或大或小的困难、遗憾与灾难。那么,修身的要诀何在?

  《大学》在「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这一章,提醒我们避开个人情感可能造成的偏颇心态。人们对于自己「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的人,在言行上就会表现偏颇。这似乎是普遍的现象,我们在面对自己「亲近爱慕的人、鄙视讨厌的人、畏惧尊敬的人、同情怜悯的人、轻忽怠慢的人」之时,能够保持平等心而一视同仁吗?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而厌恶坏人。一般人的作为是:喜爱亲友而厌恶仇敌,很难客观考虑一人本身在某种言行上的好或坏。世间谁是孔子口中的仁者?少之又少。

  《大学》在此章接着说:「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亦即,天下很少人可以做到:喜爱一个人同时知道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同时知道他的优点。光是这句话就足以做为我们修身的标竿了。

  怎么具体修练呢?一方面,要「约」,如孔子所说的「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只要能够自我约束,就很少会犯错了。这个「约」字主要针对个人的欲望,正如孔子提示颜渊的具体做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是一个社会的共同规范,也是我们在「格物、致知」阶段所学会的。而「诚意、正心」的阶段表现在何处呢?以孔子为例,在于他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子不语」(《论语•述而》),以及他的忧虑(《论语•述而》)。换言之,孔子的「约」做得相当澈底。能够这么做,就不会受到个人的情绪与欲望所左右了。

  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做到「无私」。保持无私的心态,才符合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等。颜渊的志向是「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既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也不推给别人劳苦的事情;如此一来一往的结果即是无私,也可称得上「君子」之名了。

  做到无私这一步,才有可能继续朝着孔子的志向前进,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要以个人的力量造福天下人,这不是止于至善吗?因此,由修身进而谈「齐家」以及后续的成果就顺理成章了。

  《大学》在此章最后引述一句谚语:「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可谓画龙点睛,由「修身」推及「齐家」了。

Thursday, February 28, 2013

「正心」是怎么回事?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发表了这篇《「正心」是怎么回事?》,分析《大学》八条目之第四条“正心”,特此转载)

  在《大学》的八条目中,「正心」是接着「诚意」而来的功夫。「诚意」是诚实面对自己的意念,其前提为「格物、致知」,就是先知道何谓善恶,然后在自己的意念出现时,对照善恶规范来作自我要求。「诚意」功夫所要求的是慎独、自谦(让自己满意)与毋自欺。   那么,「正心」的作用何在?人有意念之后,会形成某种「想法」,想法有正与不正之别,所以接着要正心,由此再联系到人的具体言行。因此,心(想法)是由内到外的枢纽。一般而言,意念是短暂的、流动的、变化的、被动的,而想法是完整的、固定的、主动的,具有明确意含,准备展示为「言行」的。

  心即指这样的想法,因此才有正与不正的问题。譬如,在《论语•雍也》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颜回的「想法」可以长期(三月)不背离「行仁」的要求。这表示他的正心功夫作得不错,别的学生则处于依违之间,仍有待努力。孔子在《论语•为政》描写自己的生平进境时,最后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句话表示他在七十岁之前,如果「从心所欲」就有「可能」违背规范。何谓从心所欲?就是任由自己的想法带领自己的言行表现。这种作法有可能「踰矩」,因此「正心」即是要端正或导正自己的想法。

  《大学》有关「正心」的说法是:「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朱熹依程颐之说,认为「身有所忿懥」的「身」字,应该改为「心」字。如果这么改,则成为「心有所忿懥,则(心)不得其正」,这不是「同语重复」吗?并且若以「心」为想法,则人的想法又何止这四种不正的状态?那么,如果维持原文所说的「身」,又是何意?

  依我浅见,「修身」是指「修养言行」。「身心」一词并用时,心指内在的想法,身指外在的言行。有想法才会展示为言行,否则只是胡思乱想或胡言乱行。如果未能「正心」,如何可能「修身」?譬如,孔子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知道自己对某人有怨,这属于「诚意」阶段的功夫;有怨而未能诚意,只想到现在的利害(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或为了得到某种利益),并且想要继续与他为友,这是「正心」阶段应作的功夫。但显然没有做到。最后表现于「言行」的是「匿怨而友其人」。孔子所不耻的这种行为就出现了。

  「身」为「言行」,因此说「身」表现出「愤怒、恐惧、喜爱、忧患」的言行,不是很合理吗?这些言行不是「由心(内)到身(外)」的具体表现吗?《大学》接着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句话才是真正扣紧「心」来说的。「视、听、食」都是「身」的活动,其枢纽在于「心」。如果「心不在焉」,不知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言行失去内心的基础,只是茫茫然在活动,又如何可能「修身」?孟子引述孔子所说的:「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向),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像这样的心,既不能收敛于当下的言行,又不能正之,若是「从心所欲」,则后果岂堪设想?后儒动辄把「心」或「良知」说成「本善」,实非孔孟本意。

Friday, April 13, 2012

「止于至善」的合理诠释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有三篇文章,分别对《大学》三纲领作诠释,本篇为第三纲领《「止于至善」的合理诠释》,特此转载)


  《大学》宣称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显然是最高及最后的目标,但它是什么意思呢?孔颖达说:其意为“止处于至善之行”,但什么是至善之行?

  “至善”一词看来十分抽象,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这也说得抽象。他毕竟有自己的一套哲学系统,所以接着说:“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意即:要“存天理,去人欲”达到完美的程度。如果扣紧《大学》文本来看,则朱熹的说法实嫌牵强。

  如果三纲领的前两步是明明德与亲民,并且这两步是实有所指的话,那么止于至善就不应只具形式意义,而应该还有其实质内涵。我们在前文谈过,明明德是要求统治者自己行善,亲民是统治者的行善对百姓产生正面的成效,如此,止于至善自然是天下太平,所有百姓都幸福无比了。

  这种观点能否成立?以孔子的话来说,他在《论语》两度提及“尧舜其犹病诸!”意即: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啊!做到什么事呢?一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妥善”照顾天下百姓,让他们得到幸福。

  《中庸》三十章说:“仲尼祖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则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语。可见孔子与孟子都以尧舜为圣王典型,那么,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的事,不正是“止于至善”的最好写照吗?探讨儒家思想对于这一点实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

  所谓“修己以安百姓”,正是统治者行善的结果。“善”是一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统治者所面对的别人是天下所有百姓;而统治者的行善,正是以安顿百姓为其目标。根据这种对善的理解,“止于至善”一词就不再抽象而有了实质意义。稍后,《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五句话所说的都是:当你具备某一角色时,就须做出适当行为,以响应你所针对的相关角色,如此才可称为“善”。这些是“大学”所教导的具体内容,这种有关善的知识,也正是“格物致知”所要认真探讨的。如此一来,三纲领与八条目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大学之道也得以确立及彰显。

  以上有关“止于至善”的诠释还有一个最好的证据,就是孔子本人的志向。孔子在学生请教他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意即:孔子希望以一己之力,使老年人都得到赡养,使做朋友的都互相信赖,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顾。这三句话中的“老者、朋友、少者”是普遍指涉天下百姓。请问孔子为何设定这么宏伟而艰巨的志向?理由很清楚,因为人性向善,所以为了实现自己的人性,每一个人都应该致力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也正是以“止于至善”为最高目标啊!

Monday, June 15, 2009

孔子之学

(6月1日飞去合肥公干,我在上海虹桥机场买了一本傅佩荣教授的新书《国学的天空》,其中第一篇文章《孔子之学》对孔子的学说作了概括性的介绍,我读了觉得不错,特此转载)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时为春秋时代末期,周史衰亡,礼乐崩坏,文化传统濒于断绝。孔子的祖先为宋国人(殷朝后代),后迁于鲁国定居。他生于鲁国鄹邑(今山东曲阜市附近的尼山),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他由母亲颜征在抚养长大,接受一般乡村孩子的教育,至十五岁告一段落,再自己立志学习,终于以博学知礼而闻名。

  孔子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二十岁时娶丌官氏(宋国人)为妻,翌年生子孔鲤。孔子做过的职业包括委吏(管理仓库)、乘田(管理牧场)与助丧(承办丧事)等。三十岁前后就有学生求教并追随他,形成一个独特的师生团体,以讲学修德与治国利民为其目标。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学问与见识渐成系统,四十岁已可“不惑”,五十岁达到“知天命”,明白自己的天赋使命乃承启文化道统。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孔子在鲁国从政,先后当过中都宰(县长)、小司空(工程部门副长官)、司寇(司法部门长官)等职,位列大夫,政绩卓越。但由于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且不满鲁定公沉溺美色等,终于去职离乡,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去,便是十四年,遍历卫、曹、宋、郑、陈、蔡各国,推行教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两度面临生命危险。六十八岁时,鲁国新的执政者正式召请他回国。七十岁,独子孔鲤去世。七十一岁,他最喜爱的弟子颜渊去世。七十二岁,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去世。七十三岁,孔子辞世。

  综观孔子这一生,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以身教和言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年来最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呢?首先即是“真诚”。人若真诚,将能体察内心有一股自我要求的力量,期待自己去行善。所谓“行善”,是指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亦即包含古代所说的五伦以及今日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由真诚引发的社会关怀,将会随着个人角色的变动而由近及远,其最高目标则是孔子亲口叙述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正好反映了人类生命的最高价值。只要肯定自己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自然可以心安理得。

  其次,孔子重视知识和教育,给予理性思维极高的评价。他立志之后就非常好学,而且坚持了一辈子。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有十家人的地方,必定有忠信如我的人,但却不像我这么好学。事实上,他凭什么断定呢?就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只要耳聪目明,能够开放心灵,那么整个宇宙、人类都可以当他的老师。到了最后,这样的人往往是最杰出的,因为他得到了众善之所长,就像所有的河流汇集到江海一样。这就是孔子立志向学的情形。

  孔子的学问有三个特点:

  一、学习传统。传统包括“诗、书、易、礼、乐”五经。诗指文学,书指历史,易指哲学,礼是社会规范,乐则是艺术修养。此外,还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礼仪,乐是音乐,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而书、数则是书写、计算等技能。当时的人只要具备这六项条件,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孔子不仅学习传统的智慧结晶,也习得传统的技能,到他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展现为一个人才的典范了。

  二、学思并重。孔子知道光靠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思考,否则一味接受外来的资料与信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予以统合,难免导致混乱。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光学习而不思考,到最后毫无心得,白学了;反过来,如果只就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思考而不念书学习,就会陷于迷惑;别的不讲,光是善恶报应,你就搞不清楚。

  三、学行并重。孔子的学并非一种理论而已,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实践。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好学”首先要降低物质享受的欲望,其次要在言行上磨炼自己,然后再虚心向良师请益,使自己走上正途。此外,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把该做的事认真做好,行有余力,再去努力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有一次鲁哀公问他,你这么多学生里面,谁最“好学”?孔子说只有一个学生颜渊好学,很可惜已经过世了。为什么只有颜渊好学?因为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乃是道德实践的表现,也说明了好学和具体的行动有关。

  孔子立志于学,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此他在“学不厌”之后,还有“诲不倦”,由学而教,为人师表,开启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他有教无类,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些人各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面有所成就,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中坚力量,并且汇聚为儒家学派,影响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至今日。

Thursday, February 28, 2008

《论语》中的仁道(十二)

(按:本文原于2008年1月21日发表在Life Study Blog,现转载于此)

《论语·公冶长》原文
5.4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译文
或许有人说:“冉雍有仁德而无口才。”孔子说:“何必需要用口才?回应他人时只是仗着能言善道而随意应对,常常会被他人所憎恨厌恶的。不知道冉雍的仁德,但何必需要用口才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释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
  介绍冉雍,孔子的学生,姓冉名雍,字仲弓,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小孔子29岁。

佞,口才也。仲弓为人重厚简默,而时人以佞为贤,故美其优于德,而病其短于才也。
  佞,就是能言善道的口才。仲弓的为人稳重厚道简约沉默,而当时的人以好口才为贤能,所以赞美仲弓的优点在于德行,而弊病仲弓的短处在于口才不好。

御,当也,犹应答也。给,辨也。憎,恶也。
  御,就是抵挡,犹如应对回答的意思;给,就是分辨的意思;憎,就是憎恶的意思。

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应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无情实,徒多为人所憎恶尔。我虽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为贤,不足以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晓之。

  质问何必需要用口才。能言善道的人所用来应对回答他人的,只是以口才来分辨而没有真心诚意,徒然为他人所憎恨厌恶。孔子虽然不知道冉雍的仁德,然而他不善口才乃是他的贤德,不足以成为他的弊病。再一次说何必需要用口才,是对此中真义有深刻的认识理解。

或疑仲弓之贤而夫子不许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如颜子亚圣,犹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况仲弓虽贤,未及颜子,圣人固不得而轻许之也。”

  或许怀疑冉雍的贤德不被孔子称许他有仁德,为什么?朱憙认为:“仁的境界非常高远,如果不是全面体现而且不停息的体现仁道,是不足以当之无愧的。比如颜渊号称亚圣,还不能在一段长时间后持续不违背仁道;何况冉雍虽然贤德,却还不如颜渊,孔子固然不得轻易称许他。”

总结
  这章句中的“仁”有以下的意思:

1. “仁”不是表现在能言善道的口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