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发表了这篇《修身的要诀》,分析《大学》八条目之第五条“修身”,特此转载)
在《大学》的「八条目」中,「修身」位居第五,前面四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很明显都是个人学习有得及内在修为的部分。到了修身,其意为「修养言行」,就必须表现于外在,不仅与人相接,还会产生正面反面各种评价与效应。所以接着出现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大学》第三章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即:天下所有的人同样都是以修养言行做为人生的根本。根本若是出了问题,则不仅无法达成人生目标,也不可能善度个人的一生,只会留下或大或小的困难、遗憾与灾难。那么,修身的要诀何在?
《大学》在「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这一章,提醒我们避开个人情感可能造成的偏颇心态。人们对于自己「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的人,在言行上就会表现偏颇。这似乎是普遍的现象,我们在面对自己「亲近爱慕的人、鄙视讨厌的人、畏惧尊敬的人、同情怜悯的人、轻忽怠慢的人」之时,能够保持平等心而一视同仁吗?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而厌恶坏人。一般人的作为是:喜爱亲友而厌恶仇敌,很难客观考虑一人本身在某种言行上的好或坏。世间谁是孔子口中的仁者?少之又少。
《大学》在此章接着说:「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亦即,天下很少人可以做到:喜爱一个人同时知道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同时知道他的优点。光是这句话就足以做为我们修身的标竿了。
怎么具体修练呢?一方面,要「约」,如孔子所说的「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只要能够自我约束,就很少会犯错了。这个「约」字主要针对个人的欲望,正如孔子提示颜渊的具体做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是一个社会的共同规范,也是我们在「格物、致知」阶段所学会的。而「诚意、正心」的阶段表现在何处呢?以孔子为例,在于他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子不语」(《论语•述而》),以及他的忧虑(《论语•述而》)。换言之,孔子的「约」做得相当澈底。能够这么做,就不会受到个人的情绪与欲望所左右了。
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做到「无私」。保持无私的心态,才符合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等。颜渊的志向是「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既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也不推给别人劳苦的事情;如此一来一往的结果即是无私,也可称得上「君子」之名了。
做到无私这一步,才有可能继续朝着孔子的志向前进,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要以个人的力量造福天下人,这不是止于至善吗?因此,由修身进而谈「齐家」以及后续的成果就顺理成章了。
《大学》在此章最后引述一句谚语:「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可谓画龙点睛,由「修身」推及「齐家」了。
Life Study Lun Yu 是 Life Study Blog 的支流,延续着“终身学习生命学问”的宗旨,只是把生命学问的范围集中于儒家的经典《论语》上。博客的中文名为“生命论语”,表明我不单只是把《论语》当成一门知识,还期望从孔子的思想学说中得到启发,在自己的生命中实践、体会、思考、反省,进而把儒家待人处世的智慧融入自己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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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1, 2013
Thursday, February 28, 2013
「正心」是怎么回事?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发表了这篇《「正心」是怎么回事?》,分析《大学》八条目之第四条“正心”,特此转载)
在《大学》的八条目中,「正心」是接着「诚意」而来的功夫。「诚意」是诚实面对自己的意念,其前提为「格物、致知」,就是先知道何谓善恶,然后在自己的意念出现时,对照善恶规范来作自我要求。「诚意」功夫所要求的是慎独、自谦(让自己满意)与毋自欺。 那么,「正心」的作用何在?人有意念之后,会形成某种「想法」,想法有正与不正之别,所以接着要正心,由此再联系到人的具体言行。因此,心(想法)是由内到外的枢纽。一般而言,意念是短暂的、流动的、变化的、被动的,而想法是完整的、固定的、主动的,具有明确意含,准备展示为「言行」的。
心即指这样的想法,因此才有正与不正的问题。譬如,在《论语•雍也》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颜回的「想法」可以长期(三月)不背离「行仁」的要求。这表示他的正心功夫作得不错,别的学生则处于依违之间,仍有待努力。孔子在《论语•为政》描写自己的生平进境时,最后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句话表示他在七十岁之前,如果「从心所欲」就有「可能」违背规范。何谓从心所欲?就是任由自己的想法带领自己的言行表现。这种作法有可能「踰矩」,因此「正心」即是要端正或导正自己的想法。
《大学》有关「正心」的说法是:「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朱熹依程颐之说,认为「身有所忿懥」的「身」字,应该改为「心」字。如果这么改,则成为「心有所忿懥,则(心)不得其正」,这不是「同语重复」吗?并且若以「心」为想法,则人的想法又何止这四种不正的状态?那么,如果维持原文所说的「身」,又是何意?
依我浅见,「修身」是指「修养言行」。「身心」一词并用时,心指内在的想法,身指外在的言行。有想法才会展示为言行,否则只是胡思乱想或胡言乱行。如果未能「正心」,如何可能「修身」?譬如,孔子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知道自己对某人有怨,这属于「诚意」阶段的功夫;有怨而未能诚意,只想到现在的利害(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或为了得到某种利益),并且想要继续与他为友,这是「正心」阶段应作的功夫。但显然没有做到。最后表现于「言行」的是「匿怨而友其人」。孔子所不耻的这种行为就出现了。
「身」为「言行」,因此说「身」表现出「愤怒、恐惧、喜爱、忧患」的言行,不是很合理吗?这些言行不是「由心(内)到身(外)」的具体表现吗?《大学》接着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句话才是真正扣紧「心」来说的。「视、听、食」都是「身」的活动,其枢纽在于「心」。如果「心不在焉」,不知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言行失去内心的基础,只是茫茫然在活动,又如何可能「修身」?孟子引述孔子所说的:「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向),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像这样的心,既不能收敛于当下的言行,又不能正之,若是「从心所欲」,则后果岂堪设想?后儒动辄把「心」或「良知」说成「本善」,实非孔孟本意。
在《大学》的八条目中,「正心」是接着「诚意」而来的功夫。「诚意」是诚实面对自己的意念,其前提为「格物、致知」,就是先知道何谓善恶,然后在自己的意念出现时,对照善恶规范来作自我要求。「诚意」功夫所要求的是慎独、自谦(让自己满意)与毋自欺。 那么,「正心」的作用何在?人有意念之后,会形成某种「想法」,想法有正与不正之别,所以接着要正心,由此再联系到人的具体言行。因此,心(想法)是由内到外的枢纽。一般而言,意念是短暂的、流动的、变化的、被动的,而想法是完整的、固定的、主动的,具有明确意含,准备展示为「言行」的。
心即指这样的想法,因此才有正与不正的问题。譬如,在《论语•雍也》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颜回的「想法」可以长期(三月)不背离「行仁」的要求。这表示他的正心功夫作得不错,别的学生则处于依违之间,仍有待努力。孔子在《论语•为政》描写自己的生平进境时,最后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句话表示他在七十岁之前,如果「从心所欲」就有「可能」违背规范。何谓从心所欲?就是任由自己的想法带领自己的言行表现。这种作法有可能「踰矩」,因此「正心」即是要端正或导正自己的想法。
《大学》有关「正心」的说法是:「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朱熹依程颐之说,认为「身有所忿懥」的「身」字,应该改为「心」字。如果这么改,则成为「心有所忿懥,则(心)不得其正」,这不是「同语重复」吗?并且若以「心」为想法,则人的想法又何止这四种不正的状态?那么,如果维持原文所说的「身」,又是何意?
依我浅见,「修身」是指「修养言行」。「身心」一词并用时,心指内在的想法,身指外在的言行。有想法才会展示为言行,否则只是胡思乱想或胡言乱行。如果未能「正心」,如何可能「修身」?譬如,孔子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知道自己对某人有怨,这属于「诚意」阶段的功夫;有怨而未能诚意,只想到现在的利害(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或为了得到某种利益),并且想要继续与他为友,这是「正心」阶段应作的功夫。但显然没有做到。最后表现于「言行」的是「匿怨而友其人」。孔子所不耻的这种行为就出现了。
「身」为「言行」,因此说「身」表现出「愤怒、恐惧、喜爱、忧患」的言行,不是很合理吗?这些言行不是「由心(内)到身(外)」的具体表现吗?《大学》接着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句话才是真正扣紧「心」来说的。「视、听、食」都是「身」的活动,其枢纽在于「心」。如果「心不在焉」,不知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言行失去内心的基础,只是茫茫然在活动,又如何可能「修身」?孟子引述孔子所说的:「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向),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像这样的心,既不能收敛于当下的言行,又不能正之,若是「从心所欲」,则后果岂堪设想?后儒动辄把「心」或「良知」说成「本善」,实非孔孟本意。
Saturday, February 12, 2011
「格物」是什么?
(在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读到这篇《「格物」是什么?》,对《大学》八条目之第一条“格物”作了详细的分析,觉得很有见地,特此转载)
《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说。「三纲」是描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如大学的三项宗旨。至于「八目」,则是强调修养的八个条目,由近及远,依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上述八目中,排在最先的「格物」是指什么?这个问题向来争论不休,难以得到共识。最早的注解是东汉郑玄所提供的,他说:「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种解释的特色,是把「致知」放在「格物」前面。先要知道善或恶,然后善事或恶事就会跟着你的喜好而来到。也正是因为他把「致知」放在「格物」前面,使得他的注解缺乏说服力。郑玄的「格物说」无法成立,但是我们稍后谈到「致知」时,会发现他的「致知说」仍有参考的价值。
到了南宋朱熹,他秉承前辈学者的启发,以大手笔把《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抽出来,成为单独的二本册子,加上《论语》与《孟子》,成为「四书」。他还用心为《大学》重新编定章句,成为「经一章,传十章」,然后遵循北宋程颐的观点,认为《大学》说明「古人为学次第」,应该排在《论语》与《孟子》之前。「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事实上,朱熹所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确实把《大学》与《中庸》列在前面。
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八百年以来成为学者奉为圭臬的标准读本,所以他的解释也广为人知。那么,朱熹怎么说「格物」呢?他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表面看来,这是要人用功念书及了解事物的道理,但是问题在于:谁能达到朱熹所要求的标准?天下有万物,人生又过于短暂,如果到处格物,何时才能跨出这八目的第一步呢?
朱熹在「传五章」,特别参照程颐之意,加了一段文字,想要补《大学》原文可能有的缺漏。他好像参加作文比赛,写了一段没有人讲得清楚的话,这段话共一百三十五个字,我只引述后面结论部分。他说: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日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请问:自有人类以来,有谁能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境地?至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又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在作文比赛又是什么?别忘了,这还只是八目中的第一步,做不到这一步的要求,后面还有什么希望?明朝王阳明在努力格竹子以致生病之后,终于觉悟朱熹所言不切实际。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探讨《大学》的基本观点。他的策略是把八目中的前三项「格物、致知、诚意」合在一起说。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亦即「去恶为善」。「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明明《大学》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而王阳明一定要把「物」与「意」连在一起,然后用「致知」来贯穿,因为他所谓的「致知」是「致良知」。良知知道善与恶,于是格物要靠良知,不然无法「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诚意也要靠良知,不然要根据什么去诚呢?
说到最后,王阳明认为「身心意之物」其实「只是一物」,而「格致诚正修」其实「只是一事」。如此一来,《大学》原有的八目还剩下多少?本来是古人描述「大学」的理想与修行步骤的一本手册,现在变成某种秘教的天书,请问这是《大学》的原来意思吗?
在介绍及评论了郑玄、朱熹、王阳明三位学者的「格物」观点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两个前提必须确立。一,《大学》是谁写的?写的目的是什么?朱熹认为「曾子作大学」,钱穆先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说,《大学》不会早于孟子,很有可能是战国末期,甚至是秦汉之际的作品。写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三代以来贵族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宗旨。这些学生在十五岁(另一说为三十岁)入学,因此入学时已有基本知识。二,《大学》所列出的「八目」中,「格物」列在第一步,所以它不应该太过复杂、太过困难,或太过神秘。
先说「格」。郑玄以格为「来」,于是格物就是「物」(善事或恶事)来到一个人身上。这样理解,格物能有什么教育意义?朱熹以格为「至」,格物就是要穷究(努力探讨研究)事物之理。这样理解,可能永远跨不出这一步,更别奢望可以大学毕业了。王阳明以格为「正」,格物即是要在一切事上以吾之良心所知之善恶来正之。如此一来,后面何必再说「正心」?
事实上,格有「来、至、正」等用法,但既然使用「格」字,就表示它另有用意。
我对「格」字的理解,主要参考《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耻且格」一语,可以解为:百姓有羞耻心,并且「自动来归」或「自归于正」。这样可以包含前面三位学者的观点在内。不过,孔子若要谈「来归」,他会使用「则修文德以来之」,直接用「来」字;孔子若要谈「归于正」,他会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既然如此,这儿所谓的「格」应该另有用意,亦即:百姓有羞耻心,并且「可以分辨善恶」。格为「分辨、辨别」之意,从「有羞耻心」到「分辨善恶」,然后还有漫长的个人修行空间。只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大概只能收效至此。
其次,《孟子.离娄上》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一般都说这个「格」是「改正」之意,要改正就需要先「分辨、批评」若只注意「格为正」,则孟子书中使用「正」字几十处,为何他不说「正君心之非」?大臣若为国君「分辨、批评」其心之非,才有可能让国君自己走上正道。国君若是无法分辨善恶,大臣又能奈何?
因此,我认为「格为分辨(善恶)」。那么,「物」呢?凡是与我相对的,皆可能称为「物」。古人使用「物」字,向来包含「人」在内,由此亦包含了「事」因为有人才有事,并且有人也必然有事。
在此,「物」不是指万物,而是指「与我相对及相关的人与事」,于是,「格物」就是「要分辨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与事」。学生上大学时,早已学会基本的做人处事的规范,现在要学的是:让这些规范成为我主动愿意去实践的。为了达成这项目标,就要学会分辨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与事。人的注意力是由外而内的,先察觉周遭环境与我的关系,再反省我的「应该」作为是如何。所以,《大学》教人的第一步,是要重新辨别我的角色,认清我在社会上各种「人际相处的关系中」所应该有的言行表现。
这种格物,主要是以一个人在某种人际关系中「应该」如何为其目标,亦即要分辨什么是善与什么是恶。接着格物上场的是「致知」。所致的知,即是明确的善与恶。也因此我在前文会说,郑玄认为「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一语有一定的道理。
像本文所解释的这种「格物」加上「致知」,大约一年之内即可学会。如此可以继续往上努力。否则大学每三年考核一次,谁顺利通过检验?
《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说。「三纲」是描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如大学的三项宗旨。至于「八目」,则是强调修养的八个条目,由近及远,依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上述八目中,排在最先的「格物」是指什么?这个问题向来争论不休,难以得到共识。最早的注解是东汉郑玄所提供的,他说:「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种解释的特色,是把「致知」放在「格物」前面。先要知道善或恶,然后善事或恶事就会跟着你的喜好而来到。也正是因为他把「致知」放在「格物」前面,使得他的注解缺乏说服力。郑玄的「格物说」无法成立,但是我们稍后谈到「致知」时,会发现他的「致知说」仍有参考的价值。
到了南宋朱熹,他秉承前辈学者的启发,以大手笔把《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抽出来,成为单独的二本册子,加上《论语》与《孟子》,成为「四书」。他还用心为《大学》重新编定章句,成为「经一章,传十章」,然后遵循北宋程颐的观点,认为《大学》说明「古人为学次第」,应该排在《论语》与《孟子》之前。「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事实上,朱熹所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确实把《大学》与《中庸》列在前面。
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八百年以来成为学者奉为圭臬的标准读本,所以他的解释也广为人知。那么,朱熹怎么说「格物」呢?他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表面看来,这是要人用功念书及了解事物的道理,但是问题在于:谁能达到朱熹所要求的标准?天下有万物,人生又过于短暂,如果到处格物,何时才能跨出这八目的第一步呢?
朱熹在「传五章」,特别参照程颐之意,加了一段文字,想要补《大学》原文可能有的缺漏。他好像参加作文比赛,写了一段没有人讲得清楚的话,这段话共一百三十五个字,我只引述后面结论部分。他说: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日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请问:自有人类以来,有谁能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境地?至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又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在作文比赛又是什么?别忘了,这还只是八目中的第一步,做不到这一步的要求,后面还有什么希望?明朝王阳明在努力格竹子以致生病之后,终于觉悟朱熹所言不切实际。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探讨《大学》的基本观点。他的策略是把八目中的前三项「格物、致知、诚意」合在一起说。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亦即「去恶为善」。「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明明《大学》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而王阳明一定要把「物」与「意」连在一起,然后用「致知」来贯穿,因为他所谓的「致知」是「致良知」。良知知道善与恶,于是格物要靠良知,不然无法「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诚意也要靠良知,不然要根据什么去诚呢?
说到最后,王阳明认为「身心意之物」其实「只是一物」,而「格致诚正修」其实「只是一事」。如此一来,《大学》原有的八目还剩下多少?本来是古人描述「大学」的理想与修行步骤的一本手册,现在变成某种秘教的天书,请问这是《大学》的原来意思吗?
在介绍及评论了郑玄、朱熹、王阳明三位学者的「格物」观点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两个前提必须确立。一,《大学》是谁写的?写的目的是什么?朱熹认为「曾子作大学」,钱穆先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说,《大学》不会早于孟子,很有可能是战国末期,甚至是秦汉之际的作品。写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三代以来贵族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宗旨。这些学生在十五岁(另一说为三十岁)入学,因此入学时已有基本知识。二,《大学》所列出的「八目」中,「格物」列在第一步,所以它不应该太过复杂、太过困难,或太过神秘。
先说「格」。郑玄以格为「来」,于是格物就是「物」(善事或恶事)来到一个人身上。这样理解,格物能有什么教育意义?朱熹以格为「至」,格物就是要穷究(努力探讨研究)事物之理。这样理解,可能永远跨不出这一步,更别奢望可以大学毕业了。王阳明以格为「正」,格物即是要在一切事上以吾之良心所知之善恶来正之。如此一来,后面何必再说「正心」?
事实上,格有「来、至、正」等用法,但既然使用「格」字,就表示它另有用意。
我对「格」字的理解,主要参考《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耻且格」一语,可以解为:百姓有羞耻心,并且「自动来归」或「自归于正」。这样可以包含前面三位学者的观点在内。不过,孔子若要谈「来归」,他会使用「则修文德以来之」,直接用「来」字;孔子若要谈「归于正」,他会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既然如此,这儿所谓的「格」应该另有用意,亦即:百姓有羞耻心,并且「可以分辨善恶」。格为「分辨、辨别」之意,从「有羞耻心」到「分辨善恶」,然后还有漫长的个人修行空间。只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大概只能收效至此。
其次,《孟子.离娄上》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一般都说这个「格」是「改正」之意,要改正就需要先「分辨、批评」若只注意「格为正」,则孟子书中使用「正」字几十处,为何他不说「正君心之非」?大臣若为国君「分辨、批评」其心之非,才有可能让国君自己走上正道。国君若是无法分辨善恶,大臣又能奈何?
因此,我认为「格为分辨(善恶)」。那么,「物」呢?凡是与我相对的,皆可能称为「物」。古人使用「物」字,向来包含「人」在内,由此亦包含了「事」因为有人才有事,并且有人也必然有事。
在此,「物」不是指万物,而是指「与我相对及相关的人与事」,于是,「格物」就是「要分辨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与事」。学生上大学时,早已学会基本的做人处事的规范,现在要学的是:让这些规范成为我主动愿意去实践的。为了达成这项目标,就要学会分辨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与事。人的注意力是由外而内的,先察觉周遭环境与我的关系,再反省我的「应该」作为是如何。所以,《大学》教人的第一步,是要重新辨别我的角色,认清我在社会上各种「人际相处的关系中」所应该有的言行表现。
这种格物,主要是以一个人在某种人际关系中「应该」如何为其目标,亦即要分辨什么是善与什么是恶。接着格物上场的是「致知」。所致的知,即是明确的善与恶。也因此我在前文会说,郑玄认为「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一语有一定的道理。
像本文所解释的这种「格物」加上「致知」,大约一年之内即可学会。如此可以继续往上努力。否则大学每三年考核一次,谁顺利通过检验?
Monday, June 15, 2009
孔子之学
(6月1日飞去合肥公干,我在上海虹桥机场买了一本傅佩荣教授的新书《国学的天空》,其中第一篇文章《孔子之学》对孔子的学说作了概括性的介绍,我读了觉得不错,特此转载)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时为春秋时代末期,周史衰亡,礼乐崩坏,文化传统濒于断绝。孔子的祖先为宋国人(殷朝后代),后迁于鲁国定居。他生于鲁国鄹邑(今山东曲阜市附近的尼山),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他由母亲颜征在抚养长大,接受一般乡村孩子的教育,至十五岁告一段落,再自己立志学习,终于以博学知礼而闻名。
孔子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二十岁时娶丌官氏(宋国人)为妻,翌年生子孔鲤。孔子做过的职业包括委吏(管理仓库)、乘田(管理牧场)与助丧(承办丧事)等。三十岁前后就有学生求教并追随他,形成一个独特的师生团体,以讲学修德与治国利民为其目标。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学问与见识渐成系统,四十岁已可“不惑”,五十岁达到“知天命”,明白自己的天赋使命乃承启文化道统。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孔子在鲁国从政,先后当过中都宰(县长)、小司空(工程部门副长官)、司寇(司法部门长官)等职,位列大夫,政绩卓越。但由于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且不满鲁定公沉溺美色等,终于去职离乡,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去,便是十四年,遍历卫、曹、宋、郑、陈、蔡各国,推行教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两度面临生命危险。六十八岁时,鲁国新的执政者正式召请他回国。七十岁,独子孔鲤去世。七十一岁,他最喜爱的弟子颜渊去世。七十二岁,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去世。七十三岁,孔子辞世。
综观孔子这一生,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以身教和言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年来最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呢?首先即是“真诚”。人若真诚,将能体察内心有一股自我要求的力量,期待自己去行善。所谓“行善”,是指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亦即包含古代所说的五伦以及今日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由真诚引发的社会关怀,将会随着个人角色的变动而由近及远,其最高目标则是孔子亲口叙述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正好反映了人类生命的最高价值。只要肯定自己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自然可以心安理得。
其次,孔子重视知识和教育,给予理性思维极高的评价。他立志之后就非常好学,而且坚持了一辈子。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有十家人的地方,必定有忠信如我的人,但却不像我这么好学。事实上,他凭什么断定呢?就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只要耳聪目明,能够开放心灵,那么整个宇宙、人类都可以当他的老师。到了最后,这样的人往往是最杰出的,因为他得到了众善之所长,就像所有的河流汇集到江海一样。这就是孔子立志向学的情形。
孔子的学问有三个特点:
一、学习传统。传统包括“诗、书、易、礼、乐”五经。诗指文学,书指历史,易指哲学,礼是社会规范,乐则是艺术修养。此外,还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礼仪,乐是音乐,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而书、数则是书写、计算等技能。当时的人只要具备这六项条件,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孔子不仅学习传统的智慧结晶,也习得传统的技能,到他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展现为一个人才的典范了。
二、学思并重。孔子知道光靠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思考,否则一味接受外来的资料与信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予以统合,难免导致混乱。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光学习而不思考,到最后毫无心得,白学了;反过来,如果只就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思考而不念书学习,就会陷于迷惑;别的不讲,光是善恶报应,你就搞不清楚。
三、学行并重。孔子的学并非一种理论而已,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实践。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好学”首先要降低物质享受的欲望,其次要在言行上磨炼自己,然后再虚心向良师请益,使自己走上正途。此外,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把该做的事认真做好,行有余力,再去努力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有一次鲁哀公问他,你这么多学生里面,谁最“好学”?孔子说只有一个学生颜渊好学,很可惜已经过世了。为什么只有颜渊好学?因为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乃是道德实践的表现,也说明了好学和具体的行动有关。
孔子立志于学,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此他在“学不厌”之后,还有“诲不倦”,由学而教,为人师表,开启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他有教无类,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些人各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面有所成就,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中坚力量,并且汇聚为儒家学派,影响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至今日。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时为春秋时代末期,周史衰亡,礼乐崩坏,文化传统濒于断绝。孔子的祖先为宋国人(殷朝后代),后迁于鲁国定居。他生于鲁国鄹邑(今山东曲阜市附近的尼山),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他由母亲颜征在抚养长大,接受一般乡村孩子的教育,至十五岁告一段落,再自己立志学习,终于以博学知礼而闻名。
孔子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二十岁时娶丌官氏(宋国人)为妻,翌年生子孔鲤。孔子做过的职业包括委吏(管理仓库)、乘田(管理牧场)与助丧(承办丧事)等。三十岁前后就有学生求教并追随他,形成一个独特的师生团体,以讲学修德与治国利民为其目标。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学问与见识渐成系统,四十岁已可“不惑”,五十岁达到“知天命”,明白自己的天赋使命乃承启文化道统。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孔子在鲁国从政,先后当过中都宰(县长)、小司空(工程部门副长官)、司寇(司法部门长官)等职,位列大夫,政绩卓越。但由于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且不满鲁定公沉溺美色等,终于去职离乡,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去,便是十四年,遍历卫、曹、宋、郑、陈、蔡各国,推行教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两度面临生命危险。六十八岁时,鲁国新的执政者正式召请他回国。七十岁,独子孔鲤去世。七十一岁,他最喜爱的弟子颜渊去世。七十二岁,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去世。七十三岁,孔子辞世。
综观孔子这一生,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以身教和言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年来最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呢?首先即是“真诚”。人若真诚,将能体察内心有一股自我要求的力量,期待自己去行善。所谓“行善”,是指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亦即包含古代所说的五伦以及今日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由真诚引发的社会关怀,将会随着个人角色的变动而由近及远,其最高目标则是孔子亲口叙述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正好反映了人类生命的最高价值。只要肯定自己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自然可以心安理得。
其次,孔子重视知识和教育,给予理性思维极高的评价。他立志之后就非常好学,而且坚持了一辈子。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有十家人的地方,必定有忠信如我的人,但却不像我这么好学。事实上,他凭什么断定呢?就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只要耳聪目明,能够开放心灵,那么整个宇宙、人类都可以当他的老师。到了最后,这样的人往往是最杰出的,因为他得到了众善之所长,就像所有的河流汇集到江海一样。这就是孔子立志向学的情形。
孔子的学问有三个特点:
一、学习传统。传统包括“诗、书、易、礼、乐”五经。诗指文学,书指历史,易指哲学,礼是社会规范,乐则是艺术修养。此外,还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礼仪,乐是音乐,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而书、数则是书写、计算等技能。当时的人只要具备这六项条件,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孔子不仅学习传统的智慧结晶,也习得传统的技能,到他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展现为一个人才的典范了。
二、学思并重。孔子知道光靠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思考,否则一味接受外来的资料与信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予以统合,难免导致混乱。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光学习而不思考,到最后毫无心得,白学了;反过来,如果只就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思考而不念书学习,就会陷于迷惑;别的不讲,光是善恶报应,你就搞不清楚。
三、学行并重。孔子的学并非一种理论而已,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实践。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好学”首先要降低物质享受的欲望,其次要在言行上磨炼自己,然后再虚心向良师请益,使自己走上正途。此外,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把该做的事认真做好,行有余力,再去努力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有一次鲁哀公问他,你这么多学生里面,谁最“好学”?孔子说只有一个学生颜渊好学,很可惜已经过世了。为什么只有颜渊好学?因为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乃是道德实践的表现,也说明了好学和具体的行动有关。
孔子立志于学,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此他在“学不厌”之后,还有“诲不倦”,由学而教,为人师表,开启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他有教无类,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些人各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面有所成就,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中坚力量,并且汇聚为儒家学派,影响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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