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于至善」的合理诠释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有三篇文章，分别对《大学》三纲领作诠释，本篇为第三纲领《「止于至善」的合理诠释》，特此转载）


　　《大学》宣称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显然是最高及最后的目标，但它是什么意思呢？孔颖达说：其意为“止处于至善之行”，但什么是至善之行？

　　“至善”一词看来十分抽象，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这也说得抽象。他毕竟有自己的一套哲学系统，所以接着说：“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意即：要“存天理，去人欲”达到完美的程度。如果扣紧《大学》文本来看，则朱熹的说法实嫌牵强。

　　如果三纲领的前两步是明明德与亲民，并且这两步是实有所指的话，那么止于至善就不应只具形式意义，而应该还有其实质内涵。我们在前文谈过，明明德是要求统治者自己行善，亲民是统治者的行善对百姓产生正面的成效，如此，止于至善自然是天下太平，所有百姓都幸福无比了。

　　这种观点能否成立？以孔子的话来说，他在《论语》两度提及“尧舜其犹病诸！”意即：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啊！做到什么事呢？一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妥善”照顾天下百姓，让他们得到幸福。

　　《中庸》三十章说：“仲尼祖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则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语。可见孔子与孟子都以尧舜为圣王典型，那么，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的事，不正是“止于至善”的最好写照吗？探讨儒家思想对于这一点实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

　　所谓“修己以安百姓”，正是统治者行善的结果。“善”是一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统治者所面对的别人是天下所有百姓；而统治者的行善，正是以安顿百姓为其目标。根据这种对善的理解，“止于至善”一词就不再抽象而有了实质意义。稍后，《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五句话所说的都是：当你具备某一角色时，就须做出适当行为，以响应你所针对的相关角色，如此才可称为“善”。这些是“大学”所教导的具体内容，这种有关善的知识，也正是“格物致知”所要认真探讨的。如此一来，三纲领与八条目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大学之道也得以确立及彰显。

　　以上有关“止于至善”的诠释还有一个最好的证据，就是孔子本人的志向。孔子在学生请教他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意即：孔子希望以一己之力，使老年人都得到赡养，使做朋友的都互相信赖，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顾。这三句话中的“老者、朋友、少者”是普遍指涉天下百姓。请问孔子为何设定这么宏伟而艰巨的志向？理由很清楚，因为人性向善，所以为了实现自己的人性，每一个人都应该致力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也正是以“止于至善”为最高目标啊！

「亲民」的合理诠释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有三篇文章，分别对《大学》三纲领作诠释，本篇为第二纲领《「亲民」的合理诠释》，特此转载）


　　《大学》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有关“亲民”，最早的解说很简单，就是孔颖达所谓的“亲爱于民”，统治者就近照顾百姓。

　　但是，朱熹为《大学》作注时，特地引述程颐的话：“亲，当作新。”接着又说：“新者，除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如果统治者“自明”其明德，要如何“推以及人”？如果这种作为可以“推”到百姓身上，就表示百姓不是“自明”其明德，而是“被动地”明其明德了。

　　然后，把“亲民”改为“新民”，表示百姓原本都有“旧染之污”，需要统治者来更新或革新之。程朱二人的根据是《大学》所引述的三句古语：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指这种更新要日日为之，“不可略有间断”。二，康诰曰：“作新民。”要振起商朝子民，作周朝的自新之民。三，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朝祖先由后稷开始，超过千年，到文王受命而建立新国。由此看来，改“亲”为“新”，并非毫无理由。

　　相对于此，王阳明依然肯定“亲民”为是。他是著名的“一体论者”，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以“体用”一词描写“明明德，亲民”，尚有可取之处，但是动辄宣称“天地万物一体”，则显然不是《大学》那个写作年代的儒家学者所能认同。

　　回到《大学》文本。前述三句引述古语中的“新”字如果可以做为“新民”的根据，我们还是要问：这个“新民”难道不也是“亲民”的成效吗？朱熹的困难在于：我明我的明德，然后我去革新我的百姓，这两者之间不是正好需要“亲民”吗？

　　当我“亲民”而亲近照顾百姓时，百姓由于我的善行所影响，也会受到教化而革新自己走上善途。亲民可以造成新民的效果，而新民却未必保证统治者的亲民？由此看来，说“亲民”不是更合适吗？

　　以孟子津津乐道的舜为例。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这是描述舜的行善方法及其成效。吸取众人的优点来自己行善，就是偕同别人一起行善。这正是“亲民”的最高境界。当统治者行善时，他用心照顾百姓，而方法是亲近百姓，让百姓发现自己身上有优点，也有能力行善，然后大家一起走上善途。这种作为的成效不正是“新民”吗？

　　儒家心目中的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因此只要我行善，则相关的“别人”受到正面的启发，也会设法在他的角色上行善。这种教化才是深入人心的，也才是儒家所向往的。

　　若非如此，而只是由统治者单方面要求百姓革新，恐怕天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因此明明德即是要求自己行善，亲民即是行善的成效。

「明明德」的合理诠释

（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有三篇文章，分别对《大学》三纲领作诠释，本篇为第一纲领《「明明德」的合理诠释》，特此转载）

　　《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理解这句看来简单的话，一直是学者们的难题。

　　东汉郑玄说：“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唐朝孔颖达说得较为和缓：“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以上是最早的诠释，只能算是字面解说，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如：每个人都有所谓的“明德”吗？如果有，为何未能彰显？朱熹是哲学家，意识到这一类问题，他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朱熹的诠释显然基于他的哲学体系，使用了一些宋朝学者习见的概念，如“气禀、人欲、本体”等。但是我们可以质疑：《大学》的作者原本就有这些复杂的概念吗？“明明德”难道局限于“复其初”，好像那只是个人内在的修养功夫似的？

　　《大学》成书不会晚于汉初，其内容如果真的是要教导统治阶级的子弟如何从政，那么在考虑其中语词的意义时，我们应该参考的不是一千多年之后的宋朝学者观点，而是古代经典，如《尚书》等。

　　“明明德”一语，由“明”与“明德”二词组成。“明德”一词在《尚书》经常见到。《大学》文本中就引用了“康诰曰：克明德”与“帝典曰：克明峻德”二语。回到《尚书》的注疏，我们看到“克明德”一语，孔颖达说：“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明德是指君王的正确作为，亦即善行。至于“克明峻德”，则是描写尧“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孙之亲）。”依此看来，《大学》有意在此断章取义以“峻”为“大”，所指为君王的伟大的善行。

　　另外，在《尚书．梓材》也两次提及「明德」，而加于此词之上的动词是“用”。“用明德”即是要对百姓使用善行，以此效法先王。回到《大学》文本，“明明德”一语中，第一个“明”字可以指“彰显”，也可以指“明白”。既然上“大学”受教育，就须“明白行善的道理”，进而“彰显自己的善行”。“明白”与“彰显”，犹如认知与行动，在“行善”方面是不可分的整体，有如“知行配合”的道德实践。

　　只有这样诠释“明明德”，才可以同“八条目”中的前面五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相互呼应。只有这样理解，使明明德与“行善”连系起来，接着才可能产生“亲民”的成效。当然，贯穿三纲领的是“善”概念，不然最后要凭什么说“止于至善”？

　　《尚书．君陈》说：“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统治者要让神明满意，与其奉献黍稷，不如展示明德。明德所指即为照顾百姓的善行。因此，在教育新一代的统治阶级时，以“明德”期许他们，希望他们以“明明德”为第一步挑战，不是很合理吗？

　　朱熹把“明德”说成“复其初”的“初”，虽然颇有新意，但是忽略了《尚书》中屡见不鲜的“明德”用法，因而也误读了《大学》。

《大学》的体系

（在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大学》的体系》，顾名思义是对《大学》的体系作一介绍，特此转载）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朱熹抽出此文，为它作了章句注解，列为“四书”之一。四书后来成为元朝以后科举考试的主要材料，也是大众必读的经典。 　　《大学》原文只有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依朱熹的统计）。这么短的文章应该有一个简单的体系，那么贯穿这个体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表面看来，大学有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也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是要教导贵族子弟从政所需的知识及修养。原文中还有一句关键语，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读《大学》的体系，必须兼顾上述三个要素：三纲领、八条目与修身。 　　在朱熹眼中，三纲领可以分开来谈。首先，“明明德”是自己要努力去除人欲所蔽，以“复其初”。其次，他依程颐之见，把“亲民”改为“新民”，要革除百姓的“旧染之污”。然后，再设法止于至善，而他对至善只作了抽象的解释，亦即“事理当然之极”。问题在于，朱熹接着说：“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如此一来，明明德与新民可以分为两件事，而至善又过于抽象，《大学》的体系因而也变得模糊不清了。 　　明朝学者王阳明在年代上比朱熹晚了三百多年，他年轻时遍读朱熹的书，甚至依其指示而格物，每天格竹子看看里面是怎么回事，到生病了才作罢。他无法认同朱熹有关三纲领的说法，因此特地强调其一贯性与一体性，他在《大学问》中说：“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然而，王阳明所谓的“至善”是什么？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大学古本序》）如此一来，人只要“复其本体”即可，而明明德与亲民皆不是非做不可的事。这又怎么会是《大学》原意？ 　　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大学》的体系？先考虑两点：一，明明德是出发点，亲民是其成效，止于至善是最后目的。二，先定义何谓“善”，然后这三纲领的内容就明白展现出来了。我们在此作个综合叙述。 　　“明明德”是自己努力行善；“亲民”是行善的成效感化了百姓；“止于至善”则是这种成效既普遍又持久，达到“平天下”的结果。如果配合八条目来说，则“明明德”包括了前五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亲民”包括了“修身、齐家、治国”；“止于至善”则是“平天下”。由于“修身”为前三纲领所兼具，所以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理解此一体系的关键是“善”概念。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因此，当我“明明德”时，即是做到了善的行为，而所谓“善行”的前提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再体现于“修身”（修养言行）中。这种善行必然对“别人”产生教化作用，而做为领导阶层的“别人”即是百姓，这不是“亲民”的成效吗？在领导者是亲近爱护百姓，在百姓则是跟着革新向善。由此大家一起朝着“止于至善”的目标前进，追求平天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