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知」是什么？

（在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发表了这篇《「致知」是什么？》，继续分析《大学》八条目之第二条“致知”，保持一贯的严谨风格，说理立论使人信服，特此转载） 　　在《大学》的八个条目中，首先是「格物」，接着是「致知」，后面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然「大学」是古代贵族子弟的高等教育，教育的目的当然是要求学生「有所认知」，然后再「付诸实践」，由此达成修习的效果。因此，「致知」这一步就成为关键所在了。 　　细究《大学》原文，会发现其中的推理次序很有趣，就是不能离开一个「欲」字。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欲与不欲，显然表示一个人自己要作主选择。你若选择某项目标，就要先做到某一要求。但是这段推理到了「致知」就改变了。它不说「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它说的是「致知在格物」。换言之，「致知」不是你可以欲或不欲的，而是你上大学之后「必须」作的选择。不然何必上大学？ 　　所谓「致知在格物」，意思是：你要得到这种「知」，就须分辨你与外物（指相关的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原文接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前面说「致知」，后面说「知至」。如果对照八目的用语，也只有这里的「致」与「至」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应该有其理由。 　　我们回到上一段所指出的。原文不说：「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它直接说「致知在格物」。为何不说「先格其物」？因为所谓「物」，并非某一个人所特有的「人与事」的处境，而是普遍的、共同的处境。譬如，「物」可以指涉「五伦」中的相关角色，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可以指涉礼仪、礼节、礼貌中的应有言行，进而可以指涉由历史事件所学会的为官之道。这些「物」不是某人所独有的，而是所有的大学生都会在未来的从政生涯中遇到的。因此，不可以说「格其物」，而只能说「格物」。在格物的过程中，可以不断「致知」，推求及获得这种「知」。 　　原文接着说：「物格而后知至」，意思是这种「知」最后会来到学生心中，让学生有所领悟。「致知」是推求的过程，「知至」则是得到明确的理解。问题在于：这种「知」是指什么？ 　　朱熹认为：这种「知」是对众物（推而包括万物）的认知。这是不着边际的观点。王阳明认为，这种「知」是良知。这是过于主观，并且无从检证其真伪的观点。郑玄认为，这种「知」是「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这种观点值得肯定。且以孔子的说法来作判断。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使用「知」字。所知者有二：一是对外物或客观知识的理解，如「知礼、知言、知人」，以及大多数由「学」（包含闻见）而得知的知识。二是对德行上「善恶」的知识。当他谈到「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这四种人时，所指涉的就是对善恶的认知。若非如此，怎能使用「生而知之」一词？不过「生而知之」的人很少，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这一句话中的「知」字不够清楚。 　　孔子虽未明确区分这两种知，但是他肯定颜渊「好学」时，说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显然是指后者由好学而知道并且实践了德行之知。《易经．系辞传》谈到「复卦」时，引述孔子说：颜氏之子（颜渊）「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这也明显是指德行之知。 　　简单说来，致知就是「明善」。「明善」一词在《孟子》与《中庸》，都是极为关键的。详情另文再谈。 　　总之，从格物到致知，可以理解如下：学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首先要「分辨与自己相关的人与事」，由此「得知行为规范的善恶有何具体内容」。到这第二步，是每一个学生应该建立的共识。知至之后的修行，则是个人自己要负责实践的，由此接上「意诚、心正」等等后续的步骤。 　　《大学》强调「修身」，又以「治国、平天下」为奋斗目标，因此显然属于儒家传统。既然是儒家，就不难从孔子的言行数据找到理解《大学》的重要线索。我们谈过，「大学」是教育机构，所教的内容应该是一套完整的知识。学生明白这一套知识之后，再设法实践以改善自己的生命。 　　既然如此，八目之中位于「格物」之后的「致知」就特别值得留意了。《论语．尧曰》的最后一章，也是全书的压轴之作，内容是：「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由这种连续三个与「知」有关的说法，可以看出孔子的观点。我们如果宣称孔子在「格物」（分辨与自己有关的人与事）之后，所「致知」的是以上这三点，我想应该不会离谱。 　　首先，「知命」是指了解自己的命运与使命。命运是一个人必须接受的遭遇，如家世背景、时代环境，以及直至当下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使命则是觉悟自己身为一个人应有的抱负与志向。后者又可称为「天命」。君子是知天命与畏天命的人。其次，「知礼」是指学习社会上既定的礼仪规范，否则无法立身处世，度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孔子也曾教诲儿子「不学礼，无以立」。当然，学习规范的同时，还须深入了解这些规范的道理。譬如，孔子在回答宰我问「三年之丧」时，就不厌其烦地指出：这种伦理规范的基础在于心理情感（安不安），而心理情感又可以推源于生理需求（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实在是「致知」的示范教学。 　　然后，有关「知言」，孔子认为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方面说得较完整的是孟子，因为孟子自认为有两项优点，就是「知言」与「善养浩然之气」。所谓知言，就是「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如此一来，自然可以「知人」了。 　　以上三知，皆为「致知」的例子，我们确实可以合理地想象：《大学》的观点不会偏离于此。 　　不仅如此，孔子还说过：「我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由此可见，孔子除了明白一般的伦理规范之外，在实际上有人向他请教如何选择时，他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而是就别人的问题，「扣其两端而竭焉」，亦即：由正反两种角度把问题的答案剖析清楚，然后请教的人就会领悟何去何从了。这不也是「致知」的具体作法吗？ 　　此外，「致知」不能凭空玄想，或者像王阳明说的，用自己早已知道善恶的良知去找到答案。关于良知，不妨另文再谈。这里只须省思孟子介绍舜的一段话就清楚了。孟子描写舜早年住在乡下，「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这时舜与淳朴无知的百姓差不多。转变的契机在于：「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意思是：等到舜「听到一句善的话，见到一件善的事，他内心立即觉悟而涌现无比的向善力量，有如江河决堤水势盛大，没有东西阻挡得住。」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舜是由对于「善言善行」有所闻见而产生「格物、致知」的神奇效果。孟子又说：舜「好问、好察迩言」，「乐取于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这都是类似「格物、致知」的作法。 　　回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经验，情况也与此类似。我们从小接受家庭教育，知道基本的行为规范，但是并未有系统地「格物」（分辨我与周遭的人、事之间的关系），也谈不上「致知」（得知这些行为规范的理由），因而很少会自动走上后续的「诚意、正心、修身」这些步骤。大学的目的是教人修身以从政服务百姓的，因此对于修身之前的四个条目特别加以介绍，这么做不是很合乎逻辑吗？

「格物」是什么？

（在傅佩荣教授的博客上，读到这篇《「格物」是什么？》，对《大学》八条目之第一条“格物”作了详细的分析，觉得很有见地，特此转载）

　　《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说。「三纲」是描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如大学的三项宗旨。至于「八目」，则是强调修养的八个条目，由近及远，依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上述八目中，排在最先的「格物」是指什么？这个问题向来争论不休，难以得到共识。最早的注解是东汉郑玄所提供的，他说：「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种解释的特色，是把「致知」放在「格物」前面。先要知道善或恶，然后善事或恶事就会跟着你的喜好而来到。也正是因为他把「致知」放在「格物」前面，使得他的注解缺乏说服力。郑玄的「格物说」无法成立，但是我们稍后谈到「致知」时，会发现他的「致知说」仍有参考的价值。

　　到了南宋朱熹，他秉承前辈学者的启发，以大手笔把《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抽出来，成为单独的二本册子，加上《论语》与《孟子》，成为「四书」。他还用心为《大学》重新编定章句，成为「经一章，传十章」，然后遵循北宋程颐的观点，认为《大学》说明「古人为学次第」，应该排在《论语》与《孟子》之前。「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事实上，朱熹所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确实把《大学》与《中庸》列在前面。

　　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八百年以来成为学者奉为圭臬的标准读本，所以他的解释也广为人知。那么，朱熹怎么说「格物」呢？他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表面看来，这是要人用功念书及了解事物的道理，但是问题在于：谁能达到朱熹所要求的标准？天下有万物，人生又过于短暂，如果到处格物，何时才能跨出这八目的第一步呢？

　　朱熹在「传五章」，特别参照程颐之意，加了一段文字，想要补《大学》原文可能有的缺漏。他好像参加作文比赛，写了一段没有人讲得清楚的话，这段话共一百三十五个字，我只引述后面结论部分。他说：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日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请问：自有人类以来，有谁能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境地？至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又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在作文比赛又是什么？别忘了，这还只是八目中的第一步，做不到这一步的要求，后面还有什么希望？明朝王阳明在努力格竹子以致生病之后，终于觉悟朱熹所言不切实际。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探讨《大学》的基本观点。他的策略是把八目中的前三项「格物、致知、诚意」合在一起说。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亦即「去恶为善」。「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明明《大学》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而王阳明一定要把「物」与「意」连在一起，然后用「致知」来贯穿，因为他所谓的「致知」是「致良知」。良知知道善与恶，于是格物要靠良知，不然无法「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诚意也要靠良知，不然要根据什么去诚呢？

　　说到最后，王阳明认为「身心意之物」其实「只是一物」，而「格致诚正修」其实「只是一事」。如此一来，《大学》原有的八目还剩下多少？本来是古人描述「大学」的理想与修行步骤的一本手册，现在变成某种秘教的天书，请问这是《大学》的原来意思吗？

　　在介绍及评论了郑玄、朱熹、王阳明三位学者的「格物」观点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两个前提必须确立。一，《大学》是谁写的？写的目的是什么？朱熹认为「曾子作大学」，钱穆先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说，《大学》不会早于孟子，很有可能是战国末期，甚至是秦汉之际的作品。写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三代以来贵族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宗旨。这些学生在十五岁（另一说为三十岁）入学，因此入学时已有基本知识。二，《大学》所列出的「八目」中，「格物」列在第一步，所以它不应该太过复杂、太过困难，或太过神秘。

　　先说「格」。郑玄以格为「来」，于是格物就是「物」（善事或恶事）来到一个人身上。这样理解，格物能有什么教育意义？朱熹以格为「至」，格物就是要穷究（努力探讨研究）事物之理。这样理解，可能永远跨不出这一步，更别奢望可以大学毕业了。王阳明以格为「正」，格物即是要在一切事上以吾之良心所知之善恶来正之。如此一来，后面何必再说「正心」？

　　事实上，格有「来、至、正」等用法，但既然使用「格」字，就表示它另有用意。

　　我对「格」字的理解，主要参考《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耻且格」一语，可以解为：百姓有羞耻心，并且「自动来归」或「自归于正」。这样可以包含前面三位学者的观点在内。不过，孔子若要谈「来归」，他会使用「则修文德以来之」，直接用「来」字；孔子若要谈「归于正」，他会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既然如此，这儿所谓的「格」应该另有用意，亦即：百姓有羞耻心，并且「可以分辨善恶」。格为「分辨、辨别」之意，从「有羞耻心」到「分辨善恶」，然后还有漫长的个人修行空间。只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大概只能收效至此。

　　其次，《孟子．离娄上》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一般都说这个「格」是「改正」之意，要改正就需要先「分辨、批评」若只注意「格为正」，则孟子书中使用「正」字几十处，为何他不说「正君心之非」？大臣若为国君「分辨、批评」其心之非，才有可能让国君自己走上正道。国君若是无法分辨善恶，大臣又能奈何？

　　因此，我认为「格为分辨（善恶）」。那么，「物」呢？凡是与我相对的，皆可能称为「物」。古人使用「物」字，向来包含「人」在内，由此亦包含了「事」因为有人才有事，并且有人也必然有事。

　　在此，「物」不是指万物，而是指「与我相对及相关的人与事」，于是，「格物」就是「要分辨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与事」。学生上大学时，早已学会基本的做人处事的规范，现在要学的是：让这些规范成为我主动愿意去实践的。为了达成这项目标，就要学会分辨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与事。人的注意力是由外而内的，先察觉周遭环境与我的关系，再反省我的「应该」作为是如何。所以，《大学》教人的第一步，是要重新辨别我的角色，认清我在社会上各种「人际相处的关系中」所应该有的言行表现。

　　这种格物，主要是以一个人在某种人际关系中「应该」如何为其目标，亦即要分辨什么是善与什么是恶。接着格物上场的是「致知」。所致的知，即是明确的善与恶。也因此我在前文会说，郑玄认为「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一语有一定的道理。

　　像本文所解释的这种「格物」加上「致知」，大约一年之内即可学会。如此可以继续往上努力。否则大学每三年考核一次，谁顺利通过检验？